据第一财经调研，一方面由于习惯了过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服务工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旧有的“人口是负担”传统观念，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消极抗拒和拖延。
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口径是鼓励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远远不够，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一位读者向第一财经反映，山东一所高校，仅仅给生育二孩的女教师60天的产假，远远低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计划生育考核体系依然未变，计生体系仍然按惯性运转，管理和控制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广东某市的计生部门2016年仍然发文，要求在录用、聘用员工时必须查验计划生育情况证明，超生人员未处理或处理期未满五年的，不得录用、聘用。
也有个别地区的计生机构意识到当地的低生育率形势严峻，提出积极具体的鼓励生育呼声。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发出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气候。
但此公开信很快从网上撤下。有关人员也不再发声。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她提醒，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郑真真说。
根据2013年全国开展的城乡群众生育意愿调查，中国民众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卫计委官员多次引用这个数据，来证明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多位人口学者认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民众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数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过高，没有必要继续。他们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是应该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