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查阅案件资料发现，安晓桢案中，有三笔数目相对较小的受贿数额，分别来自三家中小企业。它们在申报淘汰落后产能奖补资金时，也需要给相关工作人员“打点”。
2012年，行唐县一家化工企业先后申报省级和市级落后产能淘汰计划，企业通过行唐县工信局一位副局长请求安晓桢在奖补资金方面给予照顾。随后这家企业得到市级奖补专项资金35万元，企业负责人送给安晓桢5万元，安晓桢自己留了3万，行唐县工信局那位副局长分得2万。
行唐县另一家化工企业“如法炮制”，在申报淘汰落后产能奖补资金时，通过行唐县工信局一位科长打招呼，请安晓桢给予关照。安晓桢在分配奖补资金过程中，向这家企业倾斜。后来企业出了5万元，安晓桢分得3万，那位科长分了2万。
另外，安晓桢在负责小企业关闭工作期间，石家庄井陉矿区两家企业对他在企业申报关闭小企业资金过程的支持表示感谢。安晓桢先后收受企业通过井陉矿区工信局一位副局长送来的好处费12万元。
监管缺乏有效配合互动
一位参与侦办安晓桢案的河北政法系统人士认为，申请淘汰落后产能奖补资金本要经过层层把关审核，县、市两级走了过场，而省级部门多通过书面材料来审核，更不容易发现问题，再往上到国家部委，派临时聘请的专家组复核，由于很多人不需要承担复核失实的后果，所以很难起到监管效果。
除安晓桢案外，全国各地近年来都查处了一批骗取淘汰落后产能奖补资金的案例。河南省工信厅产业处原处长姚中民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收受他人贿赂，导致涉案单位套取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奖补资金4000余万元。兰州一家公司负责人伪造相关公文，违规申报获取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财政奖补资金572万元，为使该申请能顺利通过，这家公司向甘肃省工信委某领导行贿80万元……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奖补资金的申报需经工信局等部门评审，并由财政、审计等部门核查发放。多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流程一般是：省里开会给市里布置相关工作，市里再给各县布置工作，由县一级工信局组织企业进行申报，县里审核后交由市工信局，市里审核后再往省里报。但实际上，部分环节并未得到有效把关。
企业首先虚报，而当地县、市级的工作人员在最初审核环节不认真核对。安晓桢承认，有些审核要求必须到现场，但并没有亲自去，有的到现场了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从工作时间安排和人员配备上也不具备对资料真实性进行审核的条件。”
在随后的部分环节中，一些复核检验过程也存在漏洞。据当时分管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石家庄市工信局一位副局长证实，工信局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申报要件是否齐全等进行审核，并对企业进行现场查验，运行处审核后交给局领导，“但实践中是否对申报企业都进行了现场查验我说不准。”虽然验收审核栏意见表中有石家庄工信局负责人的签名，但这位副局长表示签名是找别人代签的。
“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经过县、市、省、国家四级验收审核以及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发现造假问题，各级部门均有审核职责，却都未能发现问题，这说明不是安晓桢个人玩忽职守造成的。”安晓桢的辩护律师认为。
一位曾参与过某省淘汰落后产能审核的专家表示，许多落后产能是当地政府的重要税源，无论采取什么鼓励政策去淘汰，都是在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对奖补政策的落实就疏于研究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