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反腐问题。在郑永年看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而价值观的重构不仅要靠持久的教育引导，也需要通过制度发挥规范、约束作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无论大国小国都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下子被投到商海上去了，人心失去标杆，衡量价值的标杆，制度建设跟不上，三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局面了。那么现在实际上开始的、现在在做的也是这个方面。要制度建设，要重新确立道德规范，对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确立新的规范、纪律。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执掌权力者没有足够的自律，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自我监督和纪律约束，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把党自己的权力看住，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要盯住这一部分关键少数。
盯紧关键少数，这其中不仅包括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随着正风反腐的步步深入，一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国企高管，也相继被查处。
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通过纪律审查，发现邓崎琳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涉及面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六大纪律，邓崎琳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2016年1月8日，邓崎琳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朱俊杰（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邓崎琳这个案件查下来之后，发现他既有收受礼品礼金，还有收受贿赂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带有企业特色的一些，比如说亲属在围绕着武钢经商，邓崎琳提供帮助和提供便利。应该说六大纪律全违反，确实是性质比较严重，而且在省部级领导干部里边也是不多的。
邓崎琳出生于1951年，在武钢集团工作了整整40年，一路从基层的技术员，做到这家大型央企的一把手。早年间，邓崎琳在武钢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力和敬业精神都受到好评。但是随着职务的逐步晋升，变化也渐渐发生。回首自己走过的路，邓崎琳反思自己变化最大的时期，就是在2004年升任武钢总经理之后。
邓崎琳（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做武钢的一把手以后，逐渐地工作也轻车熟路顺利了，也觉得自己有一些成绩。所以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亲属做生意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有一些下属和一些个体户老板给你送一些钱物、东西，刚开始也不敢要，到后来这些东西也就麻木了，也就收受别人这些钱财。
成为一把手之后，当初谦逊低调的邓崎琳，渐渐变成了容不下反对意见的一言堂主。在选人用人上，邓崎琳开始违规提拔、任人唯亲。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亲属。在邓崎琳的帮助下，他的弟弟邓云丰先后以10个公司的名义围绕武钢做生意，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
邓崎琳（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当一把手以后没有制约了，没有人管你。在这个管理上、决策上、人事上，各个方面他那一票，不管在哪个会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把手签字，总会计师签了字还不行，一把手要签字，这个责任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又放松要求、放松警惕，就很容易出问题。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都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