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中央专委会，专题研究原子弹试验相关问题。
正开会中，张爱萍因为有外事活动要去会见外宾，需要中途离会。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
张爱萍起身要走时，总理又专门让他摸摸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马上掏出来。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再次强调核试验要严格保密，并要求相关人员当晚就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一律通过密语传递信息。
这才有了“老邱”“梳辫子”“零时”等代号。
惊世之论：“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世人皆知毛泽东这句震古烁今的历史名言，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原子弹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实施“曼哈顿计划”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并在比基尼群岛秘密实施了世界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迟至1945年8月，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前所未闻的“大杀器”8月6日和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令，将两枚原子弹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
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标题中写道：“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毛泽东看到报纸十分生气，“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一把扔掉报纸，当即把电话打到负责人陆定一那里，责怪他们没有站稳政治立场，“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随后，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事实上，这位历史伟人的目光已经穿透原子弹的烟尘，清醒预见到核武器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上的双重作用，以及这种武器将对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装备对准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但毛泽东没有被“吓”住。
1946年8月6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1周年之时，他在延安枣园的一棵树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谈到让整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Paper Tiger”。
然而，战略上的藐视，并不否定战术上的重视。
1949年初，钱三强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妇的女婿）帮助买一些开展核物理研究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估计，这些东西在当时大约需要20万美元。
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通知钱三强到中南海面谈，同意为他拨付5万美元专款，并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传来的口信：“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掌握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捧着那一沓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美钞，或许钱三强能够体会到党中央对核科学研究的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