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次带孩子去儿童医院，胡严都能碰见售卖小动物的商贩。雏鸡、小兔、金鱼挤在各种瓶瓶罐罐里，有的严重缺水，还有的被铁栏子压坏了羽毛。
用不着猜，胡严都能知道大多数小动物的结局：他在小区草坪里见过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兔子，在公园见过被哗啦啦倒进龙潭湖的金鱼，“还能有什么原因？孩子买回去养几天就不想养了。那咋办啊？父母轻松作出决定，随便放了呗。”
“这是错误萌芽的开始。孩子不懂，父母也不懂，一家人就这样无意识地参与了盲目放生。”胡严曾和这样的父母交流过，一些人却回复他，“不过扔一两条金鱼，能有啥大的影响。”
同样当了爸爸的胡严，忍不住去想，幼年经历过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面对放生会是怎样的态度？
赵欣如一点儿也不意外孩子对放生的无知。事实上，在他看来，国内的基础教育大有问题：都是应试的科目，“真正留给生物教育的空间微乎其微”。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物种、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生命演替，这些多数在课本里见不到。没有这些知识，人们怎么可能会对放生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呢？”他说。
最近这些年，他已慢慢觉察到，普通人之外，许多“业内人士”也对物种分辨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状况。此前，一批“没人认识”的鸟误闯首都机场，在“请教了专业人士后”，主管部门将其送到湖南进行了放生。
后来，看到鸟类照片的赵欣如才发现，那些鸟类其实大多是笼养过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鸟种，其中还包括产自澳大利亚的笼养鸟，“贸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条路”。
他也越来越发觉，研究动物分类学的学者变少了。现如今，懂鸟的“专家”不懂鱼，懂鱼的“专家”则不懂龟……究其原因，无非都是“相关机构不重视，没经费没项目，没人愿意再做基础分类学了”。
“全社会都对放生充满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板子难道只该打在放生者身上吗？”这位学者忍不住反问。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会的认知。这些是相关部门应该好好去考虑的。否则，就算用再严厉的处罚和法律去约束，也很难根治这种出发点是善意的行为。”赵欣如认为，一味激化矛盾没有意义，主管部门应更多地从引导和启发出发，用科学的思维来做事。
20年前，他曾去台湾考察，发现当地的自然博物馆里，单独辟出了一个放生专题的教室。
彼时，台湾民众主要的放生对象也是乌龟，全台湾的老百姓都热衷于购买各式各样的乌龟，再放生到台湾各处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图片、文字和影像则形象展示了这样做的种种后果。
“震惊同时也很欣赏，台湾把一个社会现象展示在科学教育的场所。”这位动物学家难得地放松了表情，“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温和的疏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