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亲友们都说些啥？
曾爱云：说我变老了呗。年纪老了十几岁，那时候还是小伙子，这是很直观的。不过亲友们跟我说的最多的是，我很坚强，挺了过来。好多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诧异，他们觉得应该更惨一些。(笑)
申诉
一级一级地盼望，一级一级地失望
新京报：2004年第一次判处死刑时的想法是什么？
曾爱云：就觉得进了那个门，命就不是你的了。刚开始想，警察说我杀人了，检察院、法院在之后判案子的过程中应该能发现问题吧，但是都没有。
所以第一次判死刑的时候，就是又无奈又绝望。但那时候因为总被审讯，对我来说也是无休无止的折磨，所以死刑判决出来的一刻，也有一瞬间想：死了也好，死了就没有痛苦了。
新京报：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曾爱云：是，想死的想法很快打消了。我5岁时候就没了爸爸，妈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把我培养成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研究生，我不想她作为一个杀人犯儿子的母亲活着。对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被诬陷。后来律师介入，就开始申诉了。但是中间有七八年的时间，一级一级地盼望，然后一级一级地失望，湘潭判了死刑，到了高院，发回重审，这是一点希望，但是发回重审之后又是死刑，后来湖南高院也核准了死刑，案子到了最高院。
新京报：这里面有个插曲，说是最高院不核准死刑的通知到了你手里你激动地当做宝贝，连自己的律师都不敢给看？
曾爱云：什么是命悬一线？那就是。可能对于那些法官来说，给我的不过就是几张纸，但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
除了不断上诉，我还在里面给各级政法机构、律师等各种各样的人写信。我没有别的请求，就是求他们仔细看一下我的案子，就仔细看一下，在很多信里我都有写，我不是怕死，我也不怕等。即使最后我死在看守所里，他们能还我清白，我也认。
转机
熬到这一天，还算幸运的
新京报：这12年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曾爱云：2010年前后吧，到大概2012年。那几年几乎就到这条命的临界点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差，没有任何免疫力，几乎一直都在感冒。躺在床上每一根骨头都疼，几乎把药当饭吃。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所有的情绪压在心里，最后也爆发出来了。有时候开庭，我就不管不顾地骂出来。提审的时候，我使劲用手砸捶铁栏，那时候身上都是伤，觉得不发泄出来整个人都能被憋死。
新京报：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曾爱云：我们在里面，对国家政策变化什么的感受非常明显。到了2013年，国家开始陆续出台文件，各地的一些冤假错案也陆续得到处理。律师也跟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写信给我说我的案子翻过来是特别有希望的，让我坚持住。
还有特别感激的是看守所的管教，他们看到下发的文件，会特地抄到纸上带给我，鼓励我坚持。
新京报：接受到这些讯息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曾爱云：锻炼身体。当时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身体搞好，才能等着最终的结果。所以就开始积极锻炼，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曾爱云：我很庆幸，像出来之后亲戚朋友跟我说的，我熬了过来，等到了这么一天，还算幸运的。细想一下，我的遭遇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肯定不是孤例，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等到这一天。想想还是挺恐怖的。
我很感激法律的进步，法治环境的变化。至少我的声音能被听到了。一个能听得进我们这些人声音的环境，是能够避免很多悲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