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谈家风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把的公交车票。
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后奶奶一直跟着父亲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我们孩子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我是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有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必然会拒绝，哪怕是他宠爱的小女儿。
新京报：是否抱怨过父亲对你们要求太严格，还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万伯翱：是的，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