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新京报：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建国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报：万里是十八大主席团成员，老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
万伯翱：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父亲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个弊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讲话放在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