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关系我都是打点过的，交钱保你没事。”“陈哥”大声说，他说的没事，是指执法部门不会来找麻烦。
我称自己是小本生意，混口饭吃，拒绝交钱。
10分钟后，“陈哥”的手下“小飞”骑着声响震天的越野摩托车到达，下车直接将我的铺位裹起放在“陈哥”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上。
看到“小飞”的一瞬间，我的确害怕了——他瘦高，圆寸头，额头很多块瘀伤，面露凶相，恶狠狠地瞪着我：“你到底交不交钱，不交钱就给我滚。”
5月13日，为了套到更多信息，我请“陈哥”吃饭。
在酒桌上，“陈哥”透露，他去年花了40万打点关系，今年才开始收钱，此说法和多个小贩说法吻合。
这顿酒，“陈哥”也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靠山：周边的几个带着大盖帽的执法部门。
对于这酒后之言是否属实，我无法定论。
回看“卧底”经历，体味底层无助与怯懦
半个月的调查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调查取证的艰辛，而是社会底层群体的无助与怯懦。
先说无助。
一件小商品所赚无多，摊贩们从下午四五点熬到夜里11点左右，时常风吹雨淋。为了多卖些货，雨不大时，他们就打着伞站在摊位前，伞大部分遮住了摊位，他们露在伞外。
再说怯懦。
熟悉之后，我时常与他们攀谈，很多人被收“保护费”时，压根儿就没想过去报警。
当摊贩的近半个月时间里，还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5月13日，当天 “陈哥”和“小飞”逼迫我交30元/天的“保护费”时，我跟他们纠缠了半天，说这钱交得没道理。
我被威胁、被勒索时，“陈哥”们的声音很大，我争辩的声音也很大，但没有人近前，商贩们更加专注地忙自己手中的事。
他们也许很好奇，他们不明白这个穿着拖鞋、烂袜子的人，为什么跟收“保护费”的人争辩“你们不该收钱”。
我向周围两位“同行”大姐抱怨说估计今天收回成本都难。实际上，她们知道我的身份。
但当我与“陈哥”们争辩时，她们已经忘记我来此的真正目的，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摊贩。
新京报记者 孔晓琦
(原标题：【手记】卧底天通苑，有时分不清自己是记者还是摊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