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关系我都是打点过的,交钱保你没事。”“陈哥”大声说,他说的没事,是指执法部门不会来找麻烦。
我称自己是小本生意,混口饭吃,拒绝交钱。
10分钟后,“陈哥”的手下“小飞”骑着声响震天的越野摩托车到达,下车直接将我的铺位裹起放在“陈哥”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上。
看到“小飞”的一瞬间,我的确害怕了——他瘦高,圆寸头,额头很多块瘀伤,面露凶相,恶狠狠地瞪着我:“你到底交不交钱,不交钱就给我滚。”
5月13日,为了套到更多信息,我请“陈哥”吃饭。
在酒桌上,“陈哥”透露,他去年花了40万打点关系,今年才开始收钱,此说法和多个小贩说法吻合。
这顿酒,“陈哥”也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靠山:周边的几个带着大盖帽的执法部门。
对于这酒后之言是否属实,我无法定论。
回看“卧底”经历,体味底层无助与怯懦
半个月的调查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调查取证的艰辛,而是社会底层群体的无助与怯懦。
先说无助。
一件小商品所赚无多,摊贩们从下午四五点熬到夜里11点左右,时常风吹雨淋。为了多卖些货,雨不大时,他们就打着伞站在摊位前,伞大部分遮住了摊位,他们露在伞外。
再说怯懦。
熟悉之后,我时常与他们攀谈,很多人被收“保护费”时,压根儿就没想过去报警。
当摊贩的近半个月时间里,还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5月13日,当天 “陈哥”和“小飞”逼迫我交30元/天的“保护费”时,我跟他们纠缠了半天,说这钱交得没道理。
我被威胁、被勒索时,“陈哥”们的声音很大,我争辩的声音也很大,但没有人近前,商贩们更加专注地忙自己手中的事。
他们也许很好奇,他们不明白这个穿着拖鞋、烂袜子的人,为什么跟收“保护费”的人争辩“你们不该收钱”。
我向周围两位“同行”大姐抱怨说估计今天收回成本都难。实际上,她们知道我的身份。
但当我与“陈哥”们争辩时,她们已经忘记我来此的真正目的,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摊贩。
新京报记者 孔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