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到2030年,我们的落差还是比较大的”,肖金成认为,这包括不同区域间成本的落差、需求的落差等。但是,随着中西部的收入水平提高、需求扩大,为产业转移提供“拉力”,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成本不断上升,为低附加值产业转移提供“推力”,落差将逐渐缩小。
接下来,中西部的市场也不会一味扩大,也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低端产业主要可能向国外转移。届时,各区域间的流动将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基于这种判断,肖金成等人在《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城镇化效应》一文中提出,我国各地区的净流动概率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逐渐降低,到2030年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
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其所著的《大国大城》一书中曾谈及这个问题:经济不会无限地集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到一定阶段后就会稳定下来,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生活在大城市。
他认为,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集聚的水平就会相应稳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地价、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
陆铭同时强调,增量“缩水”不意味着规模缩小,“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快速集聚之后,集聚的速度就会减缓,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
人口流动状态趋于平稳后,人们该往哪里去呢?
“向城市群聚集”,受访专家持有同样观点。肖金成分析,城市群作为一个区域,区域内外有很大差距,城市群外的人将向城市群内聚集。我国的城市群分布在不同区域,也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国大城》中,陆铭也谈到,我们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新京报记者姜慧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