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般县级执法队伍人员有限,执法半径长,难以开展长期有效监管,而作为属地管理的乡镇政府却缺乏执法权。同时,受制于基层“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乡镇政府不易进行近距离监管。岛妹曾听说一个案例,某乡镇干部半夜接到举报后,连夜赶到盗采现场,盗采者被抓了个正着。但仗着人多势众,盗采者居然对乡镇干部毫不理睬,开着大货车扬长而去。
从根本上讲,要治理黑煤窑,还是要理顺基层行政治理机制,系统清理滋生灰色利益的土壤。比如,目前全国多地进行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执法力量下沉,在乡镇设立综合执法中心,让乡镇切实拥有执法权。同时,常态化的扫黑除恶斗争已大幅压缩基层灰色利益空间,但要彻底清除,仍需进一步规范基层权力的运行。
吕梁市委书记孙大军认为,一些地方私挖滥采由来已久,根本原因是有关党委、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渎职。对村干部与盗采分子相互勾联、沆瀣一气的,必须查处;对私挖滥采行为听之任之,不制止、不上报的,必须免职;对不掌握情况的懒官、庸官、糊涂官,也必须免职。
说到底,煤矿盗采的背后还是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能力和效能的问题。只有让整治行动真正深入肌理,粉碎各种基层人情网、灰色利益网,黑煤窑才可能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