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延迟退休政策落地时，也应该有一些政策弹性。比如，有的人十几岁就参加工作，工龄和缴费年限都很长或者家里有孙辈需要照顾，这些人就愿意早点退休，早领取养老金。但也有些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30岁才博士毕业，干的又是脑力劳动，他当然愿意多干几年，现在很多教师、医生达到现行退休年龄都仍在工作，如果不让这部分人继续工作，也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所以，不同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应该将法定退休年龄与法定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适当分离，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细化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细化的要点是让个人有选择权，愿意早领取的就少领些，愿意晚领取的就多领些，从政策上实现劳动者个人缴费阶段“多缴多得”，领取时“早减晚增”。这些方法在国际上都有先例。

整体而言，延迟退休应该给老百姓选择权，老百姓也是理性的，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式，这样一来，老百姓也就更能接受。

新京报：现阶段来看，延迟退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如何解决？

董克用：首先，还是应该把延迟退休的宏观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第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政策在微观上应该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让不同情况的人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其实，由于社会平均工资在增长，按照目前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晚退休一年的人一定比早退休一年的人养老金拿得多，个人是不吃亏的。

新京报：延迟退休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支持？

董克用：老百姓比较担心，自己即便愿意延迟退休，用人单位也不愿意再雇佣他们了。

所以，国家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高龄劳动者，企业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在裁员制度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引入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后来者先走”的做法，而不是在裁员时把年龄大的老员工先裁了。

因此，延迟退休这件事儿，国家要有政策，企业要有责任，老百姓才能更好地理解，老百姓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政策也才能更好地落地。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