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商用一年来，系列产业政策相继出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已发布包括医疗、教育、电力等垂直领域7项5G创新应用提升工程，同时提出加快网络部署、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项具体措施；多个省份发布5G专项建设方案和产业推动的行动计划，各地推动5G应用与地方经济融合，加速5G产业聚集。

与此同时，5G产业生态也迅速发展起来。2019年，我国5G手机占手机市场总出货量的3.5%，截至今年9月，占比达到47.7%；在珠峰地区，我国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5G基站，实现珠峰峰顶5G覆盖；在山西阳泉煤矿，实现了全球最深地下534米矿井的5G有效覆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依靠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实现了防疫大数据、远程医疗、远程课堂等应用。

“从国家层面，我们发挥各个部门、全社会力量，推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制定了‘宁可路等车，不能让车等路’的适度超前原则。”闻库说，“随着技术和网络升级，网络基础设施超前部署，网速也在翻倍。这些指标还是非常可观的。”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内5G发展仍面临建网运营成本较高、计费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用场景不够多、安全问题等也是亟待克服的短板。比如，在5G规模部署过程中，就面临着基站站址获取难，进入成本高等问题。为此，一些地方注重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实行5G站点资源开放，大力发展智慧灯杆。在降低用电成本方面，一些地方也在加快推进5G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采用各种方式降低基站电费。

谈及如何推广行业应用，鲁勇建议，应首先确定哪些场景具备先发优势和刚性需求，重点发力，做实做透；要设计出更加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实现价值利益的合理分配，避免同质化竞争，对整体的产业参与者都能形成价值保护。

董明认为，创新需要企业具备持续的研发能力与改进能力，应遵循“价值定价原则”，支撑未来的5G网络建设。他举例说，车联网领域的应用对覆盖率与容量有很高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价值定价”，即：对服务保障进行定价，而不是根据简单的连接来定价。“包括时延特性、功能特性等，甚至比如进一步更精准的定位、更低的时延，就可以有更高的定价。”

“我国有5G发展的优质土壤，包括最大规模的用户群体，顶尖的运营商和通信厂商，以及领先的移动互联与行业信息化应用基础、优质的创新生态。”鲁勇认为，这都将为我国5G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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