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有更大的相似度。”辛中华说，此次出土的部分器物与成都平原同一时期的器物并不相似，说明其受到的文化影响比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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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大量陶器

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遗址同样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主要以灰坑遗迹为主，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器形主要有折沿粗绳纹花边口罐、镂空圈足豆、高圈足盘、圈足器、泥质敛口罐等，夹砂陶罐口沿压印绳纹呈花边口状是比较典型的风格，器身多饰粗绳纹、平行线划纹、齿状附加堆纹、凸棱纹等，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和复原了大量的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器盖（杯状、鸡冠状、八字形、宝塔状）、直口缸、厚唇敛口罐、簋形器、圈足罐、觚形器、瓶状杯、小底尊形壶、字母口壶、带耳壶、纺轮等，这一时期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器盖等最为盛行。

“这属于三星堆都城之外的一个京畿地区。”辛中华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三星堆的来源，建立其发展序列，还原当时的文化风貌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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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龙凤纹盘

为商周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其中出土的泥塑陶猪尤其值得称道，形象呆萌可爱，栩栩生动，堪称一绝；出土的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则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在这件被考古工作人员拼接还原后的陶盖上，一只带有羽冠的凤鸟昂首挺立，盖顶边缘清晰可见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这个图像上的龙是很飘逸、成熟的，以往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上龙的形象还没有它成熟。”辛中华说，这种“龙配凤”的布局清晰诠释了中华文明“龙凤呈祥”的寓意及源远流长的历史。

此外，出土的石器包括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的以盘状石器最多，有的十几件集中出现，磨制石器则更为丰富，有大量的石璧、石斧、锛、凿等，也有少量的牙璋出土。“牙璋发现得较少，但也能从侧面说明联合遗址也许有一定的规格，在京畿地区算是比较好的。”辛中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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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对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遗址中，汉代遗存以灰坑和沟为主，多瓦砾堆积。出土器物有釜、罐、盆、钵、纺轮和“大富吉”铭文瓦当等。

唐宋时期则以墓葬为主，多砖室墓，大部分为二次骨灰葬，有双室、三室合葬墓，另有小部分瓮棺葬。出土器物主要有双耳罐、四系、六系盘口罐、盆、瓮、双耳小杯、铜镜和开元通宝铜钱（个别伴出五铢钱）等。

“联合遗址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对于揭示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建立完整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以及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辛中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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