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票否决”也可能让地方政府啥事不敢做了。要给地方松绑，让地方官员敢于担当。要相信基层干部的判断力。如果不给地方松绑，大家等着、看着、望着上级下命令，工作容易被动。接下来，除武汉，复工是其他所有城市第一要任。除湖北外，建议其他地方可以采取新加坡模式。

总之，复工复产是当务之急，3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对此已经有较为明确的表述，希望能够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而当前，改变群众的防疫观念和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推进复工复产的关键。这也需要各地不以零新增为防控包袱，更好地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动态平衡。

《财经》：稳就业的重点在于稳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姚洋：受疫情伤害最大的群体是那些中小微企业和他们的员工。像餐馆、出租车、杂货店和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活动因为疫情的暴发被迫停下来。尽管营业收入没有了，但它们还需要支付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的租赁费、员工工资和福利。而中小企业是吸收接纳就业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些企业大批量倒闭，社会失业人口将显著增加。因此，因疫情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最该获得救济。

这些中小企业的境况并不能凭货币信贷宽松得到改善，因为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制度对小企业并不有利。比如，民企融资难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中小型民企风险高。这是要承认的，民企平均寿命3-5年。第二，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业务有限制。给中小型民企放贷相对成本比较高，放贷数额无论大小，审批流程都是一样。第三，过去几年去杠杆把市场中的高风险偏好的机构和业务打压下去了，货币政策的最后毛细血管被堵塞。

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做到精准“滴灌”？首先要解决资金流的毛细血管不通畅的问题。比如，我建议把2000多家城商行花三四个月时间治理一遍，搞清楚有没有掏空行为，有掏空行为送监狱，经过一番整顿，重新上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是这么干的，整顿、重新上路，让有信誉的机构留下来，有问题的机构统统破产掉。，从而疏通毛细血管，资金才能流向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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