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国势力大，中国必败，晚认输不如早认输。这种论调在2018年就有浮现，其大致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刚过1000亿美元，大家对等加税，中国的筹码远小于美国;高新技术领域，美国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受制于人;中国打不过，打不起，承认这一点虽然是羞辱，“但是没有办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相关讲话还在叙述了中国的劣势之后，告诉主要是青年大学生，这事儿跟你们没啥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了。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主张和日本媾和的人，放在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仔细想想，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

第二，在贸易战中输给美国有利于推进中国内部的良性变革。这种论调偏好的良性变革，就是中国应该复制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全面自废武功的做法，希望美方能够通过极限施压，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摧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长期以来的某种理想和目标。个别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特殊情感偏好的人也持这种观点，并尝试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解释2018年5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的美方底线要价，认为美方的要价在逻辑上是严谨的，在目标上是合理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用建构主义的视角看，持这类言论以及同意这类言论的行为体，其政治认同对当前的中国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认知，对当前的美国则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认知，相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斯蒂夫·班农的看法中找到影子。

第三，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必须由认同美方标准的“专业人员”来解决，普通中国人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个问题。持这一观点的行为体，其基本前提假设是“爱国是需要资格的”，且“这个国家轮不到普通大众来爱”，因此只有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先天认同美国超过认同中国的专业精英，才有资格关注和讨论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才有资格提交相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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