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依群表示，房地产税立法的难点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如何处理房与地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土地国有的根本制度框架下，收缴70年土地出让收入后的房与地的相关税收关系如何界定；另一方面是在实际操作上，征收房地产税必然带来政府与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如何平衡是保证房地产税能否达到征收效果的关键。

“房地产税立法迟迟未能落地，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税牵涉主体较多，需要协调推动，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纳税主体、税基、产权、重复征税、税源统计、细则制定等难题待解。”杨芹芹说。例如，在产权方面，除了商品房外还有大量房改房、央产房、小产权房、经济适用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并存。这其中商品房产权明晰、价格市场化，而其他类型的房屋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产权模糊等问题，未来房产税的征收标准很难确定。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针对市场上福利房、小产权房等特殊性质的房产要如何制定税收标准，城乡是否同步推进，要如何借鉴国外经验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这并非只依靠某个或某几个部门的力量即可达成，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做好工作”。

付一夫认为，对于属于地方税种的房地产税，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其中也包括税率的确定。在制度设计初期，房地产税税率应该不会太高；同时，税率高低与征税基数评估高低是存在一定内在逻辑关系，通常情况下都是税基越高、税率越低，反之亦然。所以在确定房地产税税率时，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也可以参考这一规律。

杨芹芹表示，上海和重庆试点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未来房地产税税率大概率会采用超额累进的形式，整体税率不会太高，各地会存有差异，也可能是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合理的参考区间，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房价和调控目标自行决定。

“至于设定居住面积免除额，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应该设定的。”付一夫说，应将居民住宅免税面积适当放宽，可以避免进一步增加那些持有自住房群体的税负。

据姜国君介绍，目前上海、重庆已先行试点征收房产税，上海按人均居住面积界定缴纳门槛，重庆则是对高档住房以及外地人购买的第二套住房进行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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