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教育能否“速成”

说到中国法学教育的起点，不能忽略20世纪初日本法政大学专为“清国”留学生设立的法政速成科。当时，经历了“庚子之变”的满清政权，不得不祭起新政大旗，期冀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而期间通过变法修律，收回治外法权，也成为挽回清廷颜面的急务，但要制定法律，则非有专门的法政人才不可。然而，当时各地法政学校还在筹设或起步阶段，因此法政人才供不应求，尽管派遣“游学”生出国学习是条捷径，不过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又难免增加人才养成的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法政人才的“速成”教育应运而生。

据相关材料记载，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是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而创设的。在现代史上毁多誉少的曹汝霖，曾在其回忆录中述及速成科设立的缘起。当时，即将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卒业的范源濂，与将从东京法学院卒业归国的曹汝霖商议，认为其时国家人才缺乏，但又不可能立刻造就，于是想在日本办一个速成法政班。但他们认为日本法学家一般多是自己用功，写写著作，不愿意多管闲事，要想办成此事，必须找一位既是法学大家，又热心教育的人才行。曹汝霖想到的人就是最后成就此事的法政学校的校长梅谦次郎博士，因为梅博士算得上法界权威，又“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在和梅博士几次商谈后，终于决定筹办法政速成科。

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的记载来看，根据当时范源濂提出的要求，法政速成科的修业年限为一年，后来增至一年半或两年，以示“速成之意”，由此可见范源濂等这些青年学子们“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由于速成科借用法政大学的校舍，时间上不能与该校普通科的学生冲突，加之其教授由梅谦次郎从校外约请，所以速成科学生的授课时间都在晚上；要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完通常需三至四年方能学完的课程，所以学校取消了暑假，“学员皆冒酷暑，每日来校学习”。由于速成科的学生一般并无日语基础或较薄弱，故授课方式是由日本教授用日语讲，再由通译译成华语，为学生消除了听讲障碍。通译由已在日本留学有年的留学生担任，他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全程通译，课后还要将教授的讲义译成华语，几经订正校对，方能完成讲义的印刷，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做这些工作通常并无报酬，他们确实在靠“情怀”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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