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曾经向新华社介绍，横行于基层组织的“村霸”有四大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何谓乱政？倚财仗势、干乱国法、操纵选举。比如以前被判刑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罪团伙，称霸一方，多次利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抗法，指暴力抗法、对抗政府、煽动滋事。典型案例如2016年底，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当公安民警阻止时，其倚仗人多势众进行对抗，当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将司机解救；
霸财，即强拿强要、欺行霸市、坐地纳贡。河南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来，组成恶势力团伙，要求所有村民结婚必须“上供”，曾有一村民未照办，结婚当天竟收到了送到门口的花圈；
至于“行凶”，则是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广州某村有一群“村霸”，从2008年起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敲诈在村内经营小店和生活的人员，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岛叔此前在文章中写过，中国历来有“官”“吏”之别，像村干部这样游离于公务员体系、但又实际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且长期在本地本村不流动的，显然属于土生土长的“吏”——农村治理离不开他们，只有他们掌握真正具体的情况；处罚起来又很难，“我就是一农民，能把我降到哪里去”？而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求于”村干部的村民，则容易忍气吞声。
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每天扑面。如果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黑恶分子、腐败势力得不到惩治，将极大地侵蚀执政基础。由是观之，无论是针对扶贫“微腐败”的巡察，还是针对基层黑恶势力的专项打击，都是在给基层治理这道难题予以探索。
原则
在岛叔看来，今天这则中央文件，更值得细细把味、也值得全国上下执行专项斗争任务的干部体会的，是这样一句话——
“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换言之，扫黑除恶，中央此次定的基调就是“依法”，一切都要有法可依。
中共对于黑恶势力一向是零容忍的。1983年至今，中国也经历过多次“严打”，主要针对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绑架、盗窃、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以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严打”发挥过自己的作用。
不过，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罪刑相当等原则已经成为共识。在1996年“严打”、2004年“严打”、2010年“严打”过程中，保障人权逐渐被提升到与打击犯罪同等的地位，司法机关也强调在实现效率的同时更须维护公正。特别是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完善，“严打”一词蕴含的“依法（严厉打击）”的内涵被不断突出。
2015年1月，在谈到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于政法队伍“刀把子”作用的论述时，人民日报政文部微信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发起‘打黑’行动，利用政法机关制造了一大批‘黑社会’案件。事后，经过严格审查，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错案。由此可见，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
换句话说，针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也要恪守法治的要义，这样才能保证不走偏、不变形。
事实上，2015年，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最高法就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了如何认定黑社会、如何认定黑社会的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特征，以及如何相应适用刑事责任和刑罚。
文件也要求，“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宽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标准，将扫黑除恶扩大化，甚至为了完成某些指标，参与某些排名，以追求政绩的态度对于扫黑除恶”。这一纪要，也应当成为本次斗争所遵循的标准。
“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的告诫，对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在法理上时刻告诫我们：“严打”的政策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不能侵犯人权，不得逾越现行法律法规，更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只有恪守法治原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犯罪是很难通过一次“严打”就能完成的，盘根错节、利益交织的老大难问题更是如此。因此，“扫黑除恶”应当排除运动化的倾向，杜绝只顾“一阵风”，而忽视了长久性社会治理的套路。相反，只有常态化的打击犯罪和犯罪预防，让“严打”变“常打”，才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