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珍：我在检察院未检科工作，接触过很多未成年人性侵类案件。
数据显示，这两年这类案件数量增幅比较大，未成年人服务类行业人员的作案率也比较高。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探索如何从源头做些保护工作，给未成年人建一道“防火墙”。
新京报：机制方案的制定有什么依据？
杨珍：这个机制是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花费一年心血制定而成的。
我们根据办案经验，总结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和案件人的特点，发现很多作案人员都是从事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行业，而且不只局限在教育行业，在征求了很多专家和部门的意见，并多方调研后，才决定把限制范围扩展到医疗、游乐等行业。
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机制不会一成不变，它是动态的。
新京报: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动态的机制？
杨珍：在制作期间，我常常用两种身份去审视它。我既是一名检察官，也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母亲，我们会尽量去为孩子考虑，争取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机制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可能还不够完善，也会接受各界不同的声音，结合实际去运行。
“点赞”和质疑
新京报：机制启动后效果如何？
杨珍：目前为止，启动工作才3天，很多单位还没有反馈。不过消息传开后，很多民众，包括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对这个机制“点赞”，他们觉得很好，应该推广。
新京报：对这个新的机制未来还有什么设想？
杨珍：启动仪式后，其实并没有轻松的感觉，反而感到比制定时更大的压力，接下来要面临机制实际运行中的挑战。
我们想把这个机制做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任重道远。
新京报：这个机制受到过质疑吗？
杨珍：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有人质疑我们的信息库会泄露隐私，还有人说，我们可能会违反“禁止从业年限”的相关规定。
新京报：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杨珍：实际上，机制的个人信息只有相关职能部门才能看到，用人单位是看不到的。此外，信息库中收集的是5年内的作案记录，对于信息库内成员，我们施行的规定，并非是“禁止从业”，而是“限制从事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相关行业”，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未成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