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以大连为例，分析了韩国在华的传教模式。论文中的数据显示，1945年大连地区光复时，仅有30多个基督教聚会点；1981年，大连只有一位牧师；而到2007年底，大连基督教活动场所已达92个，教牧人员53人，信众20余万。这一年，“正是韩国移民在中国急剧增长的关键年份，是当地与韩国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年份，也是韩国宗教移民异常活跃的时期，大连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很难摆脱与韩国驻连教会以及韩国宗教移民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篇论文同时指出，尽管中国相关法规对外国人在境内传教有很多限制，但韩籍基督教移民依然在家庭宗教点展开讨论活动，“集中在大连高校周边以及韩国人聚居区”。短短10年内，大连就出现了50多个韩国人基督教聚会点，大连2万多韩国人中，基督教信徒占19%，其中有63.9%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等职业占比最大，45.6%。商业、医疗、高校教育等行业，则是这些人活动最活跃的领域。
对于宗教活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事实上，以东北为跳板，尤其以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民众、乡村农民、贫困大学生等为重点，已经是韩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典型策略。甚至，侠客岛的可靠信源指出，这些人背后，也不乏韩国情报机构的身影。“维基解密”韩国网站公开的信息就指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基督教会就已经在中朝边境实施“和平渗透”的活动，甚至策划在华“脱北者”闯入各国驻华使馆等政治事件。
因此，此次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恐怖分子的心狠手辣，还是韩国在华的非法传教，每一个都足以引起足够的反思和重视，任何一点都不应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