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增大，朋友圈发生了变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围绕在身边。”作为受贿官员之一，袁文介绍自己贪腐的起点，说随着恭维奉承的人增多，“开始飘飘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吃点、喝点、拿点没什么”。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袁文自述“很害怕”，想就此断了受贿行为，但仍不断有“关系好”的学校领导来行贿，而她已被这种“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所“裹挟”，难以自拔。“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曾经犯下的过错，心里就非常绝望。这世上有很多事一旦开了头就无法回头！”
审批腐败颠覆“教育价值”，专家呼吁“教育简政放权”
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之所以发生，除了学校公关、个人贪欲，还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教育资源的配置管理权力过于集中。
有落马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全省所有省属大中专院校的设立、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乃至一些学校教职工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调动，都要经过省教育厅审批；上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教育经费，都归口到教育厅分配，又集中在某几个处室。
“高校专业那么多，哪种应不应该招生、招多少，实际上教育厅难以掌握，但是不批你就不能招生。省厅每年制定的全省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计划数，精确到个位，但实际上下到各个市县后难以落实。”一名落马官员说。
“其实很多学校报上来的审批事项，未必是不符合规定。但我可以组织人立即审批，也可以拖放一两年，这就是权力的自由裁量权。”这名官员说，如果将审批事项下放，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和剥夺”，这个过程会“很痛苦”，改革的最大阻力就在这里。
“教育是关系人成长的事业，强调的核心价值是正直。教育审批腐败最大的危害，就是颠覆了教育的价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这些腐败行为影响到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还会产生一系列连环负面效应，影响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
储朝晖认为，安徽教育腐败案并不是孤例，要遏制教育审批腐败，一是要限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扩权冲动”，不能随便增加权力；二是要将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
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教育领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政府包揽过多的状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目标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杨东平说，目标很明确，但一些地方的改革力度有限。“安徽教育腐败的案例，再一次提醒我们教育简政放权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