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实权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差别很大，‘实权部门’白天门庭若市，晚上常有饭局。”安徽省教育厅一名落马官员自述，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明面上的饭局少了，暗地里的“权钱勾兑”却“停不下来”。
记者调研了解到，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员，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实权部门”。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领导的计划财务处（后分立为发展规划处和财务处），就负责拟订全省省属高校、中专的招生计划，指导高中制定招生计划，以及学校设置、撤销、更名等的申报和审核等。
“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翻开袁文的起诉书，34所向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更是长期“打点”。如某学院一名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6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购物卡；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长，从2010年到2014年“年年不漏”，5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4.6万元。
那么，送钱就能多搞到招生计划吗？“审批每所学校每年招生多少，虽然有软硬件条件、历年生源状况等依据，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审批时很容易找理由。”曾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多年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一些学校的招生计划增幅，与送礼数额的大小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某学院领导2009年、2010年两次共送给袁文15万元，该校的招生计划数“两年翻一番”，从2008年的1300人，跃升到2010年的2600人。
学校设立、升格腐败：为获得“金字招牌”，几十所学校“金钱公关”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据办案机关审查，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都来自一名叫张明亮的商人，他为了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向杨德林行贿55万元，向袁文行贿46.5万元、金条10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