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坚决防止"灯下黑"
中央单位离党中央最近，越是高层机关，越要在增强“四个意识”上做表率，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密切联系实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本领域、落实在具体工作中，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权力集中、地位重要，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第一执行者”，又是各个领域、系统的领导者，理应在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走在前列。但是，从巡视发现的问题看，中央单位还不同程度存在“灯下黑”问题。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只是把“四个意识”当成标语口号，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坚决不到位；党的意识淡漠，政治生活不严肃、组织生活不经常，机关党委弱化虚化甚至边缘化，基层党支部软弱涣散，有的连党中央部署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学习教育都没有认真开展；选人用人把关不严，对下属事业单位、学会协会管理缺失，乱象丛生，廉政风险突出；“四风”问题禁而不绝，好像活在“世外桃源”。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还在于党的领导弱化，没能密切联系实际、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大政方针。在中央单位设立党组（党委），为的就是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相关领域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最终看实际效果。要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与时俱进，不断地以对本领域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镜子，对照中央的政治、中央的大局，把政治偏差和差距找准，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结合本领域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把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到位。
中央单位探索开展巡视工作，是适应形势发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开展巡视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已有60多家中央单位党组织开展了巡视工作，这是对巡视工作格局的丰富发展。要守住政治巡视的定位，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掌握本系统本部门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状况，监督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检查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是否有效开展，领导干部价值取向和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是不是从言到行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结合“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把检视“四个意识”强不强作为巡视监督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单位巡视工作，从建立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抓起，有针对性地安排巡视，扫除党内监督的盲区，一级管好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党组（党委）书记要及时听取巡视汇报、研究决定巡视成果运用，见人见事见问题，提出具体处置要求，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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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这地方，谁查中纪委啊？”这是落马的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曾有过的心态，也道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纪委并非天然的“保险箱”，纪检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魏健已经用个人经历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
1月3日-5日，由中纪委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央视一套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同时播出，魏健、明玉清、曹立新、原屹峰等中纪委机关昔日干将违纪情况首度被曝光。
9日下午，中纪委监察部循惯例在新年伊始召开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在会上透露，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将在不久后向社会公布。
开年之初，无论是“自揭家丑”，还是创新制度建设，都预示着2017年将是中纪委继续强化自我监督、治理“灯下黑”的一年，也将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迈向新水平的一年。
“自揭家丑”：曝光昔日干将违纪行为
2014年5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魏健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由于这是十八大后中纪委机关首个被查的厅局级干部，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
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截图
中纪委此次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中首次披露魏健案详情。经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向其送钱送物的人员达到100多人，其中既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也有同乡。
魏健违纪行为由来已久。2005年，魏健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入中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不久之后，一个他在河北认识的老板就专程到家中看望他，并送上一笔大额贿赂，而此前这位老板并没有上过门。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扮演牵线搭桥的角色，是包括魏健在内很多落马纪检干部的共同特点。
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罗凯，先后从天津某开发商处低价购买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得知该开放商在江苏和山东也有投资后，罗凯后又介绍其认识负责联系江苏、山东的中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申英。
还有的纪检干部，拿工作秘密做交易，故意向涉事官员泄露案情。袁卫华是其中被发现的典型。
袁卫华，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早在2004年，他就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袁卫华坦陈，“我想和他处好关系，然后通过交往以后希望通过找他要点工程”。
以此作为交换，袁卫华父亲的小包工队得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承揽工程专业户。前前后后，这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利用手中权力承揽到的工程项目总金额超过了10亿元。
时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穆红玉透露，2014年到2015年，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多次主动跟袁卫华接触，打探武长顺案、杨栋梁案信息，也包括其本人的一些问题线索，为此多次请袁喝酒吃饭，赠送名表等物品。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也出现在专题片中。2014年2月27日，金道铭被查的消息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登出。
翻阅金道铭的履历，会发现其有10余年在中纪委任职经历，从中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一路做到中纪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到了山西之后，也曾担任省纪委书记五年时间，而这段时间也是山西腐败问题严重恶化的五年。
“我是不合格的一个纪委书记。有时候都不敢回忆在中纪委，我都伤心，我辜负了纪委对我的培养，和那么多老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爱和信任。”金道铭的自责迟到了很多年，这也造成了他锒铛入狱的结局。
除这些人外，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明玉清，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中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原处长原屹峰，以及地方纪检监察系统代表性案例，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纪委原书记朱明国案等，也出现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中。
在2017年开年之际，中纪委就勇于“自揭家丑”，对多名昔日干将违纪行为予以曝光。不回避、不护短、不遮丑，显示出开门搞监督的魄力和决心。
制约权力：用制度建设回应“谁监督纪委”
从执纪者到腐败分子，从监督他人到被人问责，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的退变令人震惊。这促使中纪委认真反思：手电筒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监督“自己人”该是场真刀真枪的变革。
2014年3月，中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正式设立。不同于中纪委一至十二室，干部监督室的主要职责就是着眼于加强对中纪委监察部机关、中纪委派驻纪检组、各省区市纪委相关纪检监察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
“设立干部监督室之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1月13日，该室副处长赵钟伟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时介绍，纪检监察干部真切感受到有了专门机构和人员履行监督职责，接受监督的意识更强了。与之前相比，内部监督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目前，除中纪委外，所有省一级纪委、大多数市一级纪委都已设立干部监督室，县一级纪委已经做到有专人来负责内部监督。中纪委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问题线索，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有案必查、绝不姑息。
袁卫华等案的发生则提醒中纪委注意，对于问题线索的管理，是纪检机关行使权力过程中一个重要风险点。十八大后，中纪委对问题线索的管理和处置进行了重大改革，要求各渠道反映的问题线索统一交由案件监督管理室管理。
“现在对于线索处置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流程，从承办人开始一直到处里、室里，再到委部领导层层把关，这样某一个人的意志就不能够决定线索的处置结论。”中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韩晋萍介绍。
权力有多大，潜在风险就有多大。近年来，中纪委通过重塑组织结构，促进形成各环节之间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中，中纪委透露，下一步，地市级以上纪委将探索把日常执纪监督的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执纪监督部门来负责，纪检监察室专司执纪审查，不固定联系某一地区和部门，以避免长期接触带来利益瓜葛。
刚刚于1月8日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对于纪律审查工作规程和制度予以明确，继续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具体来说，将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规程；规定谈话函询的工作程序，执纪审查的审批权限，调查谈话和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提炼有效管用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全会要求，中纪委要带头执行规则，加强对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各级纪委要切实履行自身建设主体责任，严肃处理执纪违纪、失职失责行为。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2017年，中纪委将继续依靠制度层面的建设，回答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
地方跟进：健全完善内控机制
在中纪委的带动和影响下，近段时间，不少地区纪检监察部门出台新政，或完善工作规程和监督制约措施，或出台禁令、开列“负面清单”，或建立廉政档案，力求堵住风险点，健全完善内控机制。
江西鄱阳县纪委进一步规范部门议事决策制度，建立和完善信访受理权、线索处理权、问题审查权、处分决定权和重大事项处置权的工作规程和监督制约措施，不断健全重点环节、关键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积极加强与县委及相关组织人事部门的沟通，对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做到“有为必有位”。
在广西桂林，市纪委对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管理开展了一系列探索，用“蓝牌”“黄牌”“红牌”将问题进行分类。“蓝牌”提醒，预防化解。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小问题立为“黄牌”，采取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方式进行警示约谈和批评教育，督促改正。把违纪问题立为“红牌”，给予严厉查处。
山东威海先后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十条禁令”、从严管理“六不允许”规定等内部管理规范，结合工作实际开列“负面清单”，将一些纪检监察干部的特殊纪律要求纳入清单内容。制定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处理办法，建立纪检监察干部问题发现机制，通过来信来访、社会了解、网络举报、领导交办等多种方式，了解对纪检监察干部落实监督责任、遵守“六项纪律”情况。
湖北武汉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作风建设自查自纠活动，聚焦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六条意见和市“十一项禁令”的问题，特别是财务管理是否规范，报销内容和手续是否符合规定，票据使用是否符合要求等。
辽宁大连市纪委监察局出台《大连市纪检监察干部“十条禁令”》，敦促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令行禁止，严格遵守执纪审查各项纪律和规矩。“禁令”包括严禁擅自处置反映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严禁办人情案和关系案，严禁隐瞒或虚报调查核实的情况、严禁办人情案和关系案等情形。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严防“灯下黑”问题发生，贵州安顺市纪委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建立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主要运用于客观评价纪检监察干部的廉洁从政情况，为纪检监察干部的考核、奖惩、提拔提供依据和参考。
福建龙岩实施《关于加强全市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若干意见（试行）》以来，逐步建立健全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有效机制。在此基础上，创新工作机制，健全纪检监察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填报制度，定期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职工（含兼职、聘用人员）填报《龙岩市纪检监察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登记表》《龙岩市纪检监察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借（贷）款情况登记表》等报表，建立全市在职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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