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走上被告席之前，王力军四处求人。其中，还“格外”给了当时代理律师王润生两万元现金，拜托王润生一定要想办法。“我坐牢了，我的这个家，就完蛋了……”
陈述
“上门收购农民的玉米应该是好事，咋就犯罪了”？
庭审最后环节，依法法庭允许，王力军作自我陈述。他摸出一份手写在两页纸上陈述词，不紧不慢地开始陈述。
“我叫王力军，本是一个奉公守法、本本分分的农民。没想到在2016年4月15日却成了一个高墙外的罪犯。这一结果让我以及家人非常痛苦和不解，也很无奈。变成了高墙外的犯人，人生自由受到了限制，不能自由的走出临河区，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一直认为，我上门收购农民的玉米，为农民减轻了卖粮难的问题。我提供的脱粒机及运输工具为农民减轻了体力劳动，以及运输和到粮库排队的麻烦，为粮库及时回收农民的玉米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我世世代代是农民深有体会，应该是件好事，咋就犯罪了？”
丈夫在被告席上陈述，坐在旁听席的妻子张美丽，又一次哭了。“我知道，我丈夫没有犯罪。”张美丽说，丈夫被判刑后，周围邻居的“异样眼神”，让她很难受。
王力军透露，待再审宣判后，他一定会让闲置两年多的脱粒机再次响起来。“因为，按照最新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像我这样的个体农民，不用再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了！”另外，他还将依法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这两年多，我的损失真的有点大……”
对话当事人
若被改判无罪，还要走家串户收玉米
记者第一次见到王力军，是去年7月6日。“我不上诉。”这是王力军对自己获刑后的最无奈态度。
这一次，在再审时又一次见到王力军。记者注意到，和第一次相比，他不再喜欢抽闷烟，双眼里，多了一份自信与坚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两次坐在被告席上，有什么不一样？
王力军：第一次？心太痛了。那时我不敢说我没有犯罪，因为我怕坐牢。这一次完全不同，因为最高法在再审决定书中，肯定了我收购农民玉米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陈述词是你自己写的？
王力军：是。我前几天就写好了。我怕我在庭上说不出来话，所以我打了一个底稿。想到了法庭上，我一定要照着念出来。特别是那三个字：我无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等判决出来了，如被改判无罪，你还会走家串户收购玉米吗？
王力军：会。我在陈述词里都写了，我一定会让脱粒机、农用车再次响起来，为我的家庭和周边粮农忙碌起来。
专家观点
最高法罕见指令再审
体现“有错必纠”法治精神
最高法院缘何会“罕见”指令再审王力军非法经营案？其实早在2016年12月16日，下发再审决定书时，最高法已有了非常明确的表态。
最高法院认为，刑法第225条第（四）项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需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
近些年，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增收，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存在着大量的粮食经纪人无证从事粮食收购现象，虽然这种行为具有一定行政违法性，但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减轻了粮农卖粮负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不大。
对于王力军的行为，最高法也给出直接表态。最高法认为，就本案而言，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
关于最高法院的这次罕见指令，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看来，这体现了最高法院“有错必纠”的法治精神。
阮齐林认为，最高法院越过两级法院，对一审生效案件作出再审决定书，最高法肯定了他对全国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既然通过媒体发现这个案子确有问题，那么进行讨论以后，认为确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阮齐林认为，最高法通过王力军案，进一步明确了非法经营罪的适用条件，严格控制本罪的滥用，贯彻了罪刑法定和刑法谦抑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