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周筱赟向民政部实名举报民政部下属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的财务报表中，48亿元善款神秘消失。“2014年5月16日，民政部工作人员向我电话通报调查结论：小数点点错了。我要求不仅公开调查结论，还要公开完整的调查报告全文。民政部工作人员称没有法律规定要向举报人公开调查报告。”周筱赟说。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付诸实施。当天，周筱赟再次申请公开民政部对儿慈会的调查报告全文、调查组人员名单、会议纪要等。“结果，民政部2016年10月19日的答复显示，上述材料都不存在！”
周筱赟还发现，儿慈会作为民政部直属的公益组织，其高管名单几乎全是民政部高层领导。而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
去年6月，中央第九巡视组在向民政部反馈巡视情况的过程中，讲到民政部存在的问题时，首先提到的是：“党的领导弱化，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有些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实不及时不得力。”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原主任唐钧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首先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从2010年到现在，城市低保对象数量下降得特别快。2009年最高峰时约为2300万人，现在只有大约1700万人。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理论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用经济手段让所有人脱贫，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为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习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并为此提出了‘四个一批’，除了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之外，还有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前两个‘一批’由国务院扶贫办负责，后两个由民政部负责。像现在这样盲目地把低保对象数量减掉，就与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不一致，是不‘精准’的。”唐钧说。
唐钧认为，有些地方的低保对象大批量减少，并不是他们真的小康了、富裕了，而是在政策落实上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比如，低保对象当中，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他们的父母原来可能是国有企业员工，分得一套小面积的福利房，这一代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房子就留给了儿女。如今，儿女也都五六十岁了，他们可能会有两套房。他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但买不起房，只能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有些地方因为这些下岗工人有两套房，就取消了他们的低保，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国际上有一个惯例：不能变现的财产不能拿来作为限制条件。有些地方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有些‘左’，最终会损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质量。”
“在民政部负责的养老工作上，也有盲目行事问题。‘十二五’期间，在老年服务中单纯以‘床位数’为单一目标，最后造成床位数翻番但入住率不足一半，虽有政绩但留下后患。”唐钧说。
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胡国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民政部门对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的管理也令人忧心。他的战友何绍荣是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当地民政局给他的父母送去了1000元抚恤金和《定期抚恤金领取证》。此后每个月，何绍荣的父母都能领到几十元的抚恤金，但一直不舍得用，因为这是儿子用命换来的钱。2011年，何绍荣的父亲去世，民政局突然把抚恤金领取证收了回去，并告诉何母：按规定，你有退休工资，不再享受抚恤金。何母很不理解：“我们没有退休的时候，也有工资啊，怎么就可以享受呢？”她后来越想越难受：“收回证书是不是取消了儿子的烈士资格？”胡国庆说：“烈士为国牺牲，对烈属的抚恤不应有贫富之分，更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剥夺对烈属的抚恤，何况何妈妈的生活条件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颁布的《烈士褒扬条例》明确规定：‘保障烈士遗属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当地民政部门在落实国家政策时存在偏差。”
民政部作为拟定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的主要部门，负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扶危济困等诸多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理论上应该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实际中并未完全如愿。“民政工作必须重视调查研究，不唯上，不教条。民政工作又是一种平衡机制，应为大局所用，但现在来看，有些工作有失‘大局意识’。”唐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