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时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当时大家也曾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东西都(被)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
晚年的周有光谈起“文革”经历时,谈到的似乎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这段围绕着“拼写汉语国际标准”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从命令。”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周有光说:“(当时)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而接下来的工作在周有光看来,“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