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周有光近照。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