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同月，杨延修由卢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华联党团成员，分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广大华行开拓了由上海至香港、越南海防、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的联运业务，专门成立了运输部，杨延修任运输部经理。他同时在永平、宝泰等公司工作，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义务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出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在此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配合在重庆的广大华行总行拓展新的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的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杨延修初到昆明时，党组织关系归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自广大华行改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以后，即划归广大华行总行支部，由支部书记卢绪章单线联系，长期在昆明“独立作战”、“独当一面”，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周旋中，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其间，曾两次去重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抢先回到上海，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过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道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杨延修在上海、昆明、重庆以及香港等地从事经济工作时，不但认真学习经营之道研究市场信息，提高聚财理财水平，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类显要人物打交道，巧妙应付，通过合办企业，联手经营，来掩护党的秘密机构，实现党的特殊使命。他曾以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上校参议的身份，往返于昆、渝、沪等地开展经营活动，在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渝、临危不惧、遇险不惊、从容应变，克敌制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勉。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上海解放以后，他又把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股票和银行存款，全部上交给上海市工商局党总支，得到组织上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