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曾经居住的房间，现已经变成了杂物间。
“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最痛苦”
“尤其是过年过节，看到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别人都体验不到，不知道你这样难受。”父亲聂学生的丧子之痛，一直延续到今天。
聂学生头发花白，腿脚不利索。他坐在矮板凳上，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和树斌一样大的一个同学，孩子都长这么高了……不能说，一说就难受。”
聂树斌被枪决的那一年，聂学生吞了一把安眠药，抢救过来之后，不到三个月，又犯了三次高血压，一度卧床不起，无法站立，“我儿子死了把我气成这样，成了偏瘫。”
聂学生曾是鹿泉化肥厂一名工人。聂树斌被抓的第二年，单位允许儿子顶父亲的班，这意味着聂树斌本可以顶替聂学生，进化肥厂工作。
晚到的指标，让聂学生悲喜交加。当时，聂学生又被车间派为老职工代表，领着一批新来的孩子干活——他们基本与聂树斌同岁，都是“顶班”上来的。
“这一堆年轻孩子，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聂学生回到家，和张焕枝讲起车间的事情，说一堆年轻孩子们打打闹闹，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他接受不了那个打击，我能理解他，”张焕枝的眼眶湿润了，她低下头剥豆角，平复了片刻情绪，“如果见不到年轻人，或许还能好一点。”
偏瘫后，聂学生花了两三年时间重新学会走路。起初，他慢慢坚持着从床上坐起来，后来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他让老伴给他缝了两个30斤的沙袋，一手提一个，在院子里一步一挪，练了半年，“站不住就靠着炕、靠着桌子，今天站十分钟，明天站十五分钟，一定要争口气，给儿子讨个清白。”
过去的多年中，聂学生遭到村里人的白眼，说他“断子绝孙”，教育自家孩子“不听话就拉出去枪毙”。前几年，聂家院子木头窗户都变形了，门也关不严，聂学生想把窗户换成铝合金的，村里人就和他说：“你们这房以后谁要啊，闹啥了闹，没必要了。”
如今，聂学生的腿脚仍然不好，拄着拐棍也只能左脚走一步，拖着右脚再向前迈一步，短短一段路，他要走很久。“春节晚会好吧，我们从来不看，一到8点就关了电视躺床上，睡觉。看那个没用，别人欢乐的时候，我欢乐不起来。我现在活下来，就是要看到儿子得到清白的时候。”
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母亲张焕枝。
“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聂家院子当中长着一颗老香椿树，树叶已经遮蔽了大半个院子，几只杂色母鸡在西边围墙下的笼子里咕咕咕——除了逐渐长高的树木和繁衍的动物，聂树斌死后，这个院子就再也没有变过模样。
如今，聂树斌曾住的东屋成了仓库，裸露的水泥地上放着瓶食用油、几双聂学生的鞋子，还有很多蔬菜、水果、几张低矮的桌椅板凳。老两口在院子里穿梭忙碌，东屋的门也不曾开过几回，门上的一把大锁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时间，让聂家人慢慢接受了现实。“我们可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就和老伴就这么孤孤单单的，都习惯了。”张焕枝边做事边说。
聂家还有一片自己的地，一到时节，张焕枝就种上应季的蔬菜、水果。现在能困扰她的，大多是地里的鸟儿，“看看，它们把菜都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