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丽是这里面最平静的病人，潘菊美觉得可能到了临终阶段，这样才是真正的乐观，虽然，她自己也说，没有人能真正平静地面对死亡。黑子明是她的同事，刚开始送走人的时候，黑子明也压抑，后来，他想开了，他们这是在做好事。没有他们，这些病人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更痛苦。
不过还是有根刺横在他们心里，那是一个腹腔有肿瘤的孩子，他们当时并没有给孩子做这种临终关怀的经验，也不会哄孩子，他觉得那个孩子走得很痛苦。他的一个同事，家里也有小孩，看完这一幕，忍受不了，辞职了。
“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
可不可以有一种方式，让那部分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却没有治愈希望的人，安详有尊严地离开，是方嘉珂今年筹备安乐死论坛的初衷。
方嘉珂是国内安乐死的呼吁者之一，他的朋友患前列腺癌晚期，大年初五那天跳楼自杀了。“那天他把家人都支走，就自己拿了个凳子到窗户边，十几层啊，他直接奔着二楼的那个台子跳下去了。”等到家人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没了呼吸。家属到现在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对他的死亡闭口不谈。
因为疾病折磨自杀的人不占少数，方嘉珂觉得，让这些不堪病痛的人明明白白地死去，或许对病人和家属都是一件好事，“我总觉得，临终关怀和安乐死其实不矛盾，安乐死应该是临终关怀的下一步。”方嘉珂欣赏《非诚勿扰2》里身患绝症的孙红雷举办的“人生告别会”，“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给人生做个总结，而不是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荷兰在2002年通过安乐死立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那里，每年约有2000多人执行安乐死。“你想想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口，按这个比例来算，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数百万人活在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里，他们延续着无畏的生命，消耗着大量的资源，没有安乐死，就叫这些人痛苦地继续忍受下去吗？”年逾八十，被誉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的崔以泰，对着记者抛出了几个没法回答的反问。
“我好朋友当时得了骨髓瘤，全身都是啊，我陪着我们原来的市委书记谭绍文去病房看他，当时脸都歪了，胸腔也变形了，痛苦的不得了。”崔以泰说，病床上的好友当着俩人的面，求他们给自己执行安乐死，“他当时说他都革命一辈子了，现在别让他自己解决自己啊”。病人妻子也跪在地上，求他们让病人安乐死吧，“我当时和书记说，你给我下令，我就敢执行啊。”书记最后也没同意，安乐死没有立法，谁也不敢妄动，毕竟蒲连升的例子摆在那里。
1986年，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主任蒲连升，禁不住病人家属王明成的再三请求，给其不堪忍受病痛的母亲注射了冬眠灵，病人次日睡梦中死去。但随即，王明成的大姐、二姐便将蒲连升告上法庭，起诉蒲连升和王明成故意杀人，虽然最后蒲连升无罪释放，但那之前他已在看守所里呆了492天。
在安乐死论坛上，方嘉珂转述了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托他带的一句话，安乐死立法可能是条漫长的路，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条路是一定要去走的。方嘉珂说，他今年六十多了，如果他能在八十岁的时候干成这件事，那也是值了。（为保护病人隐私，病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