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县委书记把事情推给局长是心里真的没招，于是故作强硬。一两次之后，下面的干部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只会瞎横，没有真本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市里可以传达精神，县这一级是做事的。而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书面过严，执行过宽，所以执行中的尺度都由主政的地方官掌握。
李克军认为，每个县委书记在灵活变通的工作方式中，都需要找好自己的“损益平衡点”，权衡各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他指出，国外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县域政治研究。
在阿城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有个企业要在当地投资五六个亿建一座水泥厂。按照惯例，土地出让金可以免一半，税收可以照顾。但是该企业在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时，竟然要求免去资产占用税费。
李克军几经考虑，最后决定拒绝其要求，他认为，财政的钱过几年或许可以回本，但是矿产资源涉及子孙后代，无论如何不能开这个口子。最后，该企业去了临县投资建厂，临县的GDP由此增加，但李克军并不后悔。
他认为，每个县委书记都会在心里算一笔账。如果严格按照政策法规发展，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就会失去竞争力，地方政府没有项目，于是GDP和财政收入有限，不仅影响个人政绩，也使整个县的经济运转难以为继。但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和任上政绩，一味急切地发展经济，完全无视科学发展观，则会危害后代。每一个选择都是主政理念和客观现实的较量。
政绩
作为一名官员，最重要的客观现实之一，就是能否出政绩。
年年排名，政绩考核上大榜。评分有三档，每档有排名。人有脸，树有皮，就算县委书记不在乎个人的政绩和声望，也不能让整个县领导班子跟着他遭殃。
李克军坦承，没有人会完全不在乎政绩，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地为了政绩而妥协。县委书记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追求，有社会关系。而政绩就像一张大网，把所有这些都牢牢圈在其中。
李克军在书中记录了一位县委书记的话：“上级领导总教育我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还总让我们把官位看淡些。但是，实际上的政绩评价标准和用人导向，就是看谁能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谁能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些动听的说教恐怕连宣传者自己都不会相信。”
他认为，这个县委书记道出了“政绩饥渴症”的症结所在。
在李克军看来，“政绩饥渴症”的病源之一，就是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评价及干部选任制度。简言之，经济指标定乾坤。
虽然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反复强调建立适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各地都增加了节能减排、社会发展、民生民意等方面的考评指标和考评权重，但因为这些指标难以量化，无法测度，其最终分数在政绩考核中拉不开档次，因此收效甚微，主要的衡量指标依然是经济数据。
2007年，李克军考察中部F省的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方案及考评结果发现，该省某市，对所属的县（市、区）考评确定了31项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评价三大类。考评结果是：经济发展部分，最高得分为与最低得分相差22.45分；社会发展部分，6个参评单位均为满分，差距为0；社会评价部分，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只相差3.1分。
而考虑到经济指标在考核中的重要性，聪明的基层干部们有动力对这些经济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即编造和调整。以最难以操作的财政收入为例，虽然财政账目无法编造，但县委书记可以让企业提前缴纳来年第一季度的税收，以这种方式增加当年的财政收入，而这笔钱会在随后被返还给企业，不会影响其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