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意愿低，改革户籍和土地政策是关键
参考消息网11月27日报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学院教授孟昕、研究员薛森、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薛进军11月23日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登题为《解决中国的储蓄状况》的文章。文章称，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从出口型经济向国内需求推动的经济转变的转折点。2008年底和2009年初，中国的出口下降，使中国决策者意识到纯粹依赖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的过程目前还在持续，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定。
文章称，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非常高，主要是因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享有终身社会福利。到90年代，面向市场的改革逐渐削弱了这些免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家庭必须自己花钱满足这些需求。住房、教育、退休金和医疗方面的改革要求家庭更有前瞻性、更加谨慎。城市家庭储蓄明显增加。
农村集体福利转为家庭负责制也彻底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在这些改革之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各村负责照顾并提供很低的福利。在引入家庭负责制以后，各村提供的大部分社会福利消失了。家庭需要储蓄以应对老年生活。
也有的人小城市不愿去，但大城市也进不了。
城里人的消费占收入的份额往往高于农村人。这不仅因为城市居民收入高，也因为城市中心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刺激了需求。
向内需推动型发展战略转变的一种方式应该是鼓励农村人进城，尤其是在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迁移与消费推动型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帮助更多农村人进入城市以及帮助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定居方面的缓慢进展可以看出这一点。
文章称，中国的移民总的说来被当做“外来务工人员”。尽管为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能获得的工作岗位以及在目的地城市获得的社会服务是有限的。这些限制阻止着农民工长期留在城市并把家人接到城市。
近年来，中央政府认识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制度的不足，实行了新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福利、增加他们获得城市服务的机会。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些消除对农民工歧视的努力效果有限。
文章称，以孩子的教育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宣布了外来务工人员有权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政策，但为这部分孩子的教育买单的是地方政府。但是因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它们不愿实行这项政策。因此，大多数务工人员把学龄孩子留在家乡。在2014年，近一半的农民工子女仍留在农村。
过去八年里，外来务工者享受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有所改善，但改进速度缓慢。2008年出台的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雇主为农民工支付社会保险，但2014年，中国农民工社保覆盖率仍不足1/4。
文章称，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消费就越多。这很可能反映了消费行为的同化过程。目前农民工留在城市的中位数时间为八年，远低于消费开始变化的时间点。
农民工家庭的户主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险也影响着这些家庭的消费模式。有社保的个人对未来的担心较少，因此更愿意花钱。实际上，如果家庭户主没有医疗或养老保险，家庭的人均消费会减少6%至8%。
文章称，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严重依赖于国内需求，因为也严重依赖于城市化进程。然而中国限制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定居的制度环境可能不利于中国经济从出口推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模式顺利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