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等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8月26日，房企公司债融资规模达到6534.6亿元，平均利率仅为5.16%，规模已经达到2015年全年的151%。
郑良海告诉记者，相较其他行业，房地产自2014年“9·30”新政后开始回暖，房企也随之成为公司债的发行主力。2015年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实施以来，房企发债更是快速上升，发行成本要低于其他行业。“这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未来几年会有一个行业风险释放过程。”他说。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王琰撰文指出：“房企低成本集中发债可能造成未来集中违约”。
“据Wind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6.4%，其中32家企业负债率已突破80%。而受宏观经济形势及调控政策影响，近年来地产行业整体增速换挡、内部结构重构，房企盈利状况和偿债能力下降、信用基本面持续弱化，此时低成本集中发债可能导致未来集中违约。”王琰说。
郑良海告诉记者：“2012年-2016年9月，房企每年发行公司债规模分别为4亿、10亿、161亿、4342亿、6756亿。资金向地产领域的堆积，既撬动房价不断上涨，又造成风险不断累积，预计在2018年后风险会开始逐渐显露。”
“政府出台‘新办法’确实给很多企业带来了实惠，但是有些企业有了钱，高价拿地，导致‘地王’频出，进而推高楼市预期，形成‘赌博’式的恶性循环。”范小冲说，从现实来看，赌对的企业当然高兴。而且，当年的“地王”都赌对了，这自然加剧了开发商间的“博彩”心理。此现象既令人深思，也令人不安。
潜在风险在积累
无论是居民按揭贷款，还是开发商公司债，这两大金融杠杆潜在风险的上升显而易见。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只涨不跌的商品。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无论是从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等评价指标来看，还是从供需关系的角度来看，目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均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
多位经济学家向记者表示，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说法，房价收入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显然中国一、二线城市已经偏离了这个区间。
国家统计局官网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为6.7，仍属于可接受范围，与国际平均水平也较接近。
但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显示，2015年，剔除可售型保障性住房后，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0.2。
深圳、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的这一数值则更高，深圳为27.7，上海为20.8，北京为18.1，而
厦门
（16.6）、福州（14.7）、杭州（11.3）等东部二线城市也在赶超。相比之下，纽约的房价收入比在8左右，东京在10左右，伦敦在12左右，首尔在7.7左右，虽然这些城市的房价不比国内一线城市便宜，但其房价收入比要远低于中国。
按照国际标准，一般市场经济程度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租售比在1：100至20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出租，我买的房子需要近90年才能收回成本。”在金融业工作的周逸说，前年她在北京金融街一家中介店里看上了一套房子，当时价格在每平方米6万元左右，短短两三年时间，租金只涨了千元，房价则翻了一番，保守估计租售比已经达到1：880。
从供求关系来分析，高房价也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
“目前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王小广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经济学家也向记者表示，目前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是摆在眼前的，而一、二线城市的供需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更多的是投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