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王书金（中）在法庭上。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死刑犯王书金，已经在高墙里度过了11年。
这11年，他始终在等待一个结果。他身背数起强奸杀人案，2005年被警方缉拿时，他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只是在死之前，他希望他所交代的事情，能被查清楚。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不认定呢？”这些年，王书金与辩护律师朱爱民见面时，一直问这个问题。
正是这起发生在1994年8月5日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让王书金案变得扑朔迷离。
该案当年已告破，21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但王书金坚持认为，自己才是真凶。
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从此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聂案一天未决，王书金便要继续等待。
有人说，王书金把聂树斌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但王书金说，“多活等于多受罪。”
“这种煎熬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和承受的。”朱爱民打比方，王书金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剑，而这把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2016年6月6日，因客观证据不足、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问题，最高法决定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再审。
朱爱民对剥洋葱说，等聂案有结果了，王案也就快了。
“多活等于多受罪”
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9张床位的监室，王书金已经住了快四年。
看守所里的人兜兜转转，他跟朱爱民说，在现在的看守所里，没有一个人待得时间比他长。
在看守所里，他一直过得不错。因为案情特殊，他被特殊对待。他能和公安局长、看守所所长、医生直接对话；想吃什么可以和看守所所长直接反映，他能吃上别人吃不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肠。
朱爱民对剥洋葱介绍，前一两年，王书金一度吃得虚胖，看守所的干警提醒他要节食。
今年4月，最近一次会见，他发现王书金，确实瘦了，身体除了血糖有点高，没有其他毛病。
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看电视，看守所里的大部分时光，他都用来等待一个结果。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人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的判决。
不久，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
朱爱民明显感觉到，拿到死刑终审判决后的半年，王书金的心态相对平静。但最近两年多，隔段时间，朱爱民就会接到磁县看守所的电话，说王书金情绪波动，坐立不安，快帮忙做做工作。
2013年6月23日，河北邯郸广平县南寺郎固村，王书金废弃的家，王书金的父母都已去世，只剩下两间废弃的砖房。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认识王书金11年，朱爱民知道，王书金性格内向，坐立不安是他表达焦躁的方式。
王书金曾跟朱爱民说，原以为死刑复核在2015年就应该走完程序，没想到至今没有一个结论。这让他“心里没有底”。
王书金另一位辩护律师彭思源也对剥洋葱回忆，今年1月他见了书金，王书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有些消沉，一直重复“拖的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还不认定，怎么回事？”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不认定呢？”王书金反复提出了这个问题。
三个月后，朱爱民再次会见。王书金问他：“我从电视上看到了，中央开两会，是不是没时间管这件事情啊。光说延期，也没说啥原因。我认为这是拖时间。”
朱爱民跟他说，有人说他把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
王书金立刻反驳：“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多活等于多受罪。”
“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9月17日上午10点，河北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
黑瘦、木讷、眼睛里没有一丝灵光，他口音很重，沟通要靠翻译。
“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叫聂树斌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
朱爱民跟他说，这个小伙子已经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已经执行了。
王书金突然抬头，怔怔地看了朱爱民有5秒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陷入沉默。
朱爱民推测，这可能是王书金第一次听到“聂树斌”这个名字。“我能感受到这对他心灵的冲击很大。”朱爱民回忆。
几分钟后，王书金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朱爱民记得，当时，王书金可以清楚地画出现场草图。
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警方的一次针对外来人口的治安排查中，王书金被带走。随后，他跟警方交代，自己在1994年11月至1995年农历八月间先后作案6起，其中4起强奸杀人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其中之一。
回河北石家庄指认现场时，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得知，已经有人因为这起案件被杀。而此时，距离聂树斌被判死刑并执行，已经过去了十年。
2013年6月25日，河北邯郸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上诉一案，开庭前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步入法院并回答记者提问。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第一次会见，他就跟朱爱民说，他已经给自己量刑了，肯定死定了。
2007年3月，邯郸中院的一审判决宣布，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死刑。
让王书金觉得奇怪的是，他稳定供述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没有被认定。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高院。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有自首情节，但没有体现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犯罪是其所为的行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属于重大立功是错误的。
那时候，彭思源刚刚成为王书金的辩护律师。他回忆，当时王书金急于给自己“加罪”是出于想要获得灵魂救赎的朴素心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不想到了下面，两只鬼还要打架。”彭思源向剥洋葱转述。
但彭思源也承认，作为王书金辩护律师，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平反聂树斌案，可以为王书金争取到重大立功，他或许还有生的希望。
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2007年7月31日，河北高院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两位律师却找不到王书金了。
案件中断了六年。
朱爱民跟高院主审法官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案子还在审理中“。
一场审判无故中断六年，这是朱爱民执业生涯中，首次遇到这样的事。
网上甚至传出消息，王书金已经被秘密处决了。
2013年4月2日，朱爱民到了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在哪里，他要申请会见，得到的回复是，不知道。
第二天，再去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被告知，不知道是被河北省调查组还是河北高院的人提走了，但不知道人在哪里。
直到2013年6月，朱爱民和彭思源接到法官通知，案子可能再次开庭，并告知了王书金被关押在磁县看守所。
2013年6月24日一大早，朱爱民和彭思源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2013年6月25日，河北邯郸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上诉一案，持旁听证的人员可以进入审判庭旁听。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六年不见，王书金白了、胖了、口音没有以前重了，精神状态不错。“六年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见到律师，终于可以有人讲讲心里话了。”彭思源回忆，见到两位律师，王书金还有点激动。
他跟两位律师回忆，这六年，他曾辗转河北省内包括石家庄、邢台等在内的多个看守所，分别停留个把月，再换到下一个地方。最终，2012年7月16日，到了磁县看守所。
他跟律师说，这中间，被相关工作组要求翻供，不要“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对方说，如果他翻供，就给他的同居女友和两个孩子办低保。
据媒体报道，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河北王”张越曾直接坐镇邯郸，住了三天，在场外指导王书金二审，让王书金翻供。
这中间，王书金的态度有过反复。但再次见到律师，王书金一口咬定，他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
这一坚持延续到6月25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的庭审出现了中国诉讼史上罕见的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行为正是本方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
法院维持了原来的判决。2013年9月27日，终审判决书送到王书金手里时，朱爱民记得，王书金签字的手在发抖。
那一次，朱爱民从王书金的脸上看到了不解和疑问。但他记得，2005年第一次会见时，王书金的脸上分明是如释重负后的坦然和淡定。
彭思源对剥洋葱总结，最开始，王书金面对死刑还很坦然，越往后拖，心态反而不那么正常了。
“从魔鬼变回人形”
与“王书金案”捆绑在一起的“聂树斌案”也因受到各方阻力，迟迟没有进展。
聂案律师李树亭博客中回忆，聂案取证过程中的层层阻力曾让自己绝望，一度通过短期出家调节抑郁。
查阅案卷材料也屡屡碰壁，由于没有判决书，聂家数次申诉被河北高院拒绝。后来，李树亭做工作从死者康某的家人处获得判决书，才得以立案。
2014年12月12日，王书金案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期间，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
王书金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个消息。“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真能等到那个案子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跟律师会见时，他有点欣喜。他知道，聂树斌的案子弄清楚了，他的案子也就快了。
但山东高院的复查先后经历四次延期，前后长达一年半。王书金的死刑复核也因此悬而未决。
在2015年4月底的复查听证会上，河北原办案单位代表做出辩解，称“程序上有瑕疵”，不影响聂树斌的犯罪事实。
“现在看守所里有一个人在死刑复核了，他现在不吃饭。”2015年2月2日下午，朱爱民会见时，王书金无意间说道。
朱爱民问他，那你呢，如果死刑复核下来了，你怎么办。
王书金说，那有啥，都已经这样了，而且这么多年了，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2013年6月24日下午，河北邯郸中级人民法院，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到法院来申请明日王书金案的旁听证。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王书金曾多次和两位律师提到，如果那一天到了，他最放不下自己的女儿。
从河北逃亡到河南荥阳的十年，王书金认识了一位女友，并育有一儿一女。女儿2000年出生，童年几乎都是和王书金一起度过的。
王书金案发后，女友带着孩子改嫁。朱爱民曾和王书金女友提到，等以后孩子长大了，可以带他们来看看。但对方回，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
11年，没有家人来看过王书金，也没有送过一分钱或者一件衣服。王书金自己也知道，他以前做的事情，让家人“抬不起头”。当年回老家指认现场，村民纷纷拿东西砸他骂他。在乡亲们眼中他是杀人恶魔。
2013年7月，彭思源曾去老家河北广平南寺郎固村寻找王书金的家人，对方都避而不见。
彭思源辗转找到了王书金的一个侄子，对方只撇下一句话就走了，“如果需要见最后一面，我们可能会去。”
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王书金只能通过照片来排遣。2013年7月，彭思源到王书金老家拍了故居照片，又找到儿女拍了合影。他特意把儿女的合影洗成了三寸，方便王书金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翻翻。
回想过去的十一年，朱爱民觉得，王书金从魔鬼逐渐变回了人形。
接到最高院提审、再审聂树斌案通知书之后，72岁的张焕枝老泪纵横，觉得“这些年没有白努力”。
她对王书金的感情更加复杂。
“我恨，如果他没有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儿子聂树斌；我也感激，因为他敢于承认。”6月11日，提到王书金时，张焕枝提高声调，对剥洋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