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做什么事情，我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只要我决心去做，我一定有头有尾把它做完，这是我爸从小就规定我这样”。
耿飚2000年去世后，耿莹决定要为中国文化传承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创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她没料到，虽然基金会符合国家政策，可单是注册这一个环节，她就跑了整整四年。最后她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求助，耿莹回忆：“我说贾主席我今天来找你，我是找你的麻烦，你无论如何给我点实际帮助，他说什么叫实际帮助，我说我这4年了，再过4年我就70多了，那怎么弄啊，我说我就跑不动了，无论如何我希望我没到70之前，我能把这个基金会批下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后来他说理解你的心情”。
2007年创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终于成立，“从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谈及基金会的职责时，耿莹说，成立初期，资金筹集是一大难题，她当了好几年的“丐帮帮主”。虽然资金筹集是难题，可她对善款的捐赠来源却有严格的筛选，曾经有大老板拿着两亿元来找她，但是捐款之余却提出无理的要求，被她严词回拒，她认为做人做事都要有底线，并且要守得住这个底线。
谈反腐
“当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义，要权就不能要钱”
“政事儿”注意到，耿莹接受采访时曾多次提到“耿飚之问”和反腐。
上世纪90年代初，耿飚重返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某县考察，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
耿飚给当地干部讲了讲了一个故事，战争年代，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里决定枪毙他，老百姓来了一大群人，跪下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讲完故事，耿飚向当地干部提了一个问题：“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
耿莹回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说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干部，你们做什么呢？”
“你必须做出选择，要钱就去奉公守法的挣钱，当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义，要权就不能要钱”，耿莹称，“像山西的煤矿，世界有名，这些都是金子都是钱。有些官员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纷纷落马成为金钱的奴隶。造成这些的原因根本还在教育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