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黄菊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日理万机,居然不用任何提示,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一一道来,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这些社会矛盾,大多涉及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本子上清楚地记着:50年代上海赴江西垦民;60年代赴疆支青;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返乡人员;“文革”期间支内职工;上山下乡知青;大三线职工;上海绣花女工;落政人员;农民征地工;下岗工人;动拆迁……一共有十五类。他讲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专门解释了“支青”和“知青”的政策区别,以及矛盾所在。讲到上海绣花女工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菊同志告诉我,50年代后期,上海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外包给市区的家庭妇女,她们到工厂领料,用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按件取酬,被称为“绣花女工”,鼎盛时期多达2000多人。到了80年代,出口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亏损,逐步减少了这种外包形式,这些妇女停产后在家无事可干,家庭收入受影响,且都已年近60岁,于是就到市里上访,进而静坐、绝食,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享受“劳保”和“养老金”。黄菊同志动情地说,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是一定要解决的,但现在政策不能开口子,类似的问题太多,牵一发动全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解决。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黄菊同志为人低调、谦虚,行事严谨、规范,哪怕是一次与部下的约谈,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黄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熟知民众疾苦,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这些社会矛盾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从1996年起,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用于帮困助学;2002年底,在赴中央工作前,还一次性捐了3万元,这些善举都不是偶然的。
我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之后,与黄菊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有一次闲聊时,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做事不会举重若轻,相反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实。”如今想来,这既是黄菊同志的谦虚之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他的这种“举轻若重”的性格和作风,是一种对党的事业极端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也正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美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04年1月3日,黄菊在贵州省林东矿务局黄家庄煤矿看望矿工。图片来源:新华社图
三
2000年初,我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岗位上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黄菊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我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同一个班子里工作。黄菊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康办”的大楼里,他的办公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厅的干部在他影响下,也都挑灯夜战。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商量工作,已是夜里11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夫人余慧文来的电话,黄菊同志拿起话筒,歉意地回答:“我就快好了,马上回来。”挂上电话,他回过头来笑着跟我说:“我没睡觉,她是不睡觉的。”办公厅的干部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他们碰到过多次了。
黄菊同志每天晚上办公,除了批阅一些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外,大多是找干部谈心,同时也是谈工作。经常有这种情况,他在办公室里正与一位同志谈着,对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已有其他同志等候着,有时一个晚上要谈好几批。他找干部谈的面很广,有党委、政府部门的,也有人大、政协部门的,还有一些离、退休干部。党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发现这是他当了市委书记后,工作对象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大转变。当市长时,黄菊同志更多的是关心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了书记后,他的精力和注意力不仅于此,更多地关注了党务工作和干部工作。他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实情和干部思想动态,了解得很深,这得益于他平时与干部们广泛深入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