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黄菊同志的这个心愿早在1998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上就曾说过，他读了《解放日报》意在破世俗偏见、树文明新风的一组文章“母子捐遗体，风波骤然起”后，心情很不平静，特意请了卫生局长和市红十字会领导，表示坚决支持和倡导社会文明新风，身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随即他就与上海红十字会签约。同年5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刊登过黄菊同志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
病房里，护士很专业地对遗体进行了保护性护理，覆盖上白床单，放上鲜花，又手脚麻利地把病房内的抢救器具、医疗药品一一撤出。我们向黄菊同志遗体默哀鞠躬，每人献上一支黄花。凌晨3点，遗体被推离病房，我告别余慧文同志及其家人，离开了医院。这天是星期六，天还没亮，街上还没有行人，黄菊同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捐献了遗体，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菊同志出生在上海，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他呕心沥血，带领上海干部和群众，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根据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请求，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将黄菊同志灵盒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安葬，圆了亲人们的梦，入土为安。
上海青浦福寿园已经精心布置了一间肃穆的灵堂，我凝视炯炯有神的黄菊同志遗像，感慨唏嘘，双手颤栗着献上一束黄绸结，喉底深处冒出了一句：“黄菊同志，您终于回家了。”余慧文同志站在灵台旁，面对着黄菊同志遗像，接过我的话，深情地说：刘云耕同志来接你了，当年在北京也是刘云耕同志来送你走的……
图说：1996年8月27日，黄菊在青浦农民家中调研。图片来源：《黄菊》画册
二
回想我和黄菊同志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3年7月。那时我刚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主要领导与我进行任职谈话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黄菊同志也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黄菊同志有两处办公室，市长办公室在中山东一路12号，那是市政府所在地，市委副书记办公室在康平路165号，简称“康办”，那是市委所在地。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的同志有时也把这两处按地理位置简称为“东边”和“西边”，大家一听就明白了。那时“西边康办”那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十分简陋，走楼梯时地板会吱吱发响，市消防局已将那栋楼定性为危房。我们当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与市委书记、副书记的办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约20平方米。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底下正好是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记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屋顶漏水，直往地上滴，我怕水渗到二楼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请服务员拿来一只大脸盆盛接滴水，满了就倒在厕所里。那栋楼在1997年初已经拆除，原地建造了现在的市委办公厅大楼。
黄菊同志语气平和，言辞平实，足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拿着市委办公厅刚发给我的深绿封面的笔记本，唰唰地记着。主要是他讲我听，有时我觉得还没听清楚，会插上几句问个明白。那天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种安排以前没有过，这是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稳定因素的协调处理统到一位副秘书长身上，防止扯皮。希望我不辜负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希望，做好这项工作。二是详细罗列了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冒出的新问题，要我高度重视。三是把各位副市长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绍，还有市政府的各种例会，如：每周的市长办公会、每月的专题会以及市政府扩大会议等。并告诉我，他本人每逢周一、三、五上午都在市政府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市委办公，随时可以找到他。我那时刚从基层调到市里，对高层工作环境两眼一抹黑，曾经还闹过笑话：在一次消防安全会前，大家都候在休息室里，一位副市长走了进来，很随意地与我招呼握手，我因不认识他，竟脱口问了一句“您贵姓啊”，旁边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声说，这是某副市长呀，我窘不待言。所以黄菊同志这次与我约谈，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副秘书长来说，是十分受用的，好像是一次上岗前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