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助长资产泡沫。监管部门以行业改革发展为己任，“重发展、轻监管”倾向较明显，监管竞争中倾向于做大本行业（机构和市场）规模，做高市场（价格）指数，客观上在事前助长高风险金融活动，直接推升社会融资规模和资产价格泡沫。
二是导致刚性兑付。监管部门往往充当行业保护者，监管竞争中倾向于在风险防控方面比看谁更安全，造成比较普遍的刚性兑付，对本行业既有风险严防死守不愿暴露，对其他市场漠不关心甚至以邻为壑。
三、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的主要问题
“一行三会”体制下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无法理顺从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无从建立，使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及其监管体系无以建立，使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机制无以建立。
（一）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完整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无以建立，不利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是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失效。虽然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不同，前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逆周期调控，后者则直接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控，但两种逆周期政策必然需要进行目标协调。同时，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如逆周期资本附加、前瞻性拨备等工具，却都以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为基础开发而来，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需要进行密切的工具协调。所以，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协调统一，是建立能够有效运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架构的必然要求，二者分离情况下宏观审慎管理协调难度加大，流于形式。
二是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系统性风险管理工具受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并导致危机，往往是由大类金融资产错配以及相应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从而对基础性金融资产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理以及对资产价格的根本决定能力，是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分离，宏观审慎管理缺失了中央银行流动性总阀门的系统性调控能力，其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必然受限。
（二）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和危机预警能力严重不足
一是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传统基于事后统计数据的监管技术效率受限。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以及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有效实施的基础。割裂分散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无法有效整合的金融统计制度，在各类机构业务日趋融合背景下必然严重影响监管信息可得性、完整性。在金融市场、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和融资担保等类金融组织监管实践中，各监管部门各自独立发展登记结算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相互封锁信息，不能基于统一共享的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统计系统获得必要的监管数据，是监管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
二是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基于中央银行支付体系的实时监管体系无法建立。支付体系是对程序化高频交易等信息化金融市场进行实时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基础设施。实时监管要求对金融交易的准确认知，在区块链、互联网和金融高频交易时代，必须依托支付体系通过实时观察账户间支付往来，帮助管理者形成对泡沫化、非法交易的识别和预警，以此改变依托财务报表和统计，在风险爆发后追踪风险源的陈旧管理技术，真正实现对一切重要投融资行为风险无缝隙全覆盖的功能监管。
（三）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使风险应对能力和危机处置能力不足，也会对日常监管形成逆向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