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那年刚出了成绩，马上有不少人要回家不干，倒不是不想挣钱出成绩，主要是不想再吃药，再干下去,还得吃那些害人玩意儿，可是不吃又不好使,真跑不动。不少队员怕家里大人不理解，怕父母逼着自己练下去，就有把过去不敢说的真相，陆续告诉了家里，想让家里大人同情理解咱。”
“九三年荣誉那么高，还觉得这事关系到国家利益，有委屈搁在心里头，哪敢对人说?结果,飞行药检一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对咱组队员的情绪影响可不小。广岛亚运会前躲检药，那是第三次飞行检查，我们像贼一样从火车上下来，躲到八一队，那次真挺玄的。马导这时候也发慌，总跟我们说,查出谁来谁自己负责，他和组织上都不负这个责任。这不是坑人吗？大伙儿就寒了心。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年，突然听说游泳队出事,大面积给查出来，一下子给我们吓懵了，心想这下可完了，多高明的药都能查出来呀。马导听说以后受到不小打击，他自己就不想干了，他想退想的发愁，不敢再干下去，害怕发现用药前功尽弃，就越来越不想管我们。到九四年底乱了套。队员们最终集体出走，当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药的压力太大，游泳队暴露，这事太可怕了。出了成绩的队友直后怕，当时只会说一句话，说见好就收吧！没出成绩的队友想,今后不敢用药,反正也出不了成绩，没希望了，苦也受够了，不干就不干吧。要不然全体队员怎么会那么心齐?对不？当时我们集体签名辞退报告，别的没写，就写了这么一条。再往后您都知道了，我们跑出来,又从大连集体回到沈阳。组织上一直做工作，好些事情也没解决，想退退不下来，只好继续在队里呆一段。不过,我们既然争取了自由，没有马导逼着，就再也不会用那害人的药，这样就发生了败在北京的事。”
“那是头一次不用药参赛，打马拉松接力，谁也跑不动，两条腿那个沉呀！输到第五名。输到底我们也不吃！接着到五月份，去太原参加全国锦标赛，输的更彻底，赵老师你都看见了，还是跑不动,不用药都不会跑了。干脆全军覆没拉倒！王军霞坚持跑完五千，接着一万就不想跑了。舆论界不明白队里的内幕，光说我们离开马导不行啦，背叛了老师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啦，谁能想到我们的更大痛苦呢？我们知道,谈这事儿挺可怕的，我们跑出来这么长时间,谁都没敢向记者们讲，所以舆论界都不清楚底细，有些记者知道一点,也不敢写，就是敢写,报纸也肯定不会发表，可苦了我们了！这是一个总的情况吧。”
我沉沉相问：“为什么你们就敢跟我讲呢？我不是同样会写出来吗？”
她们说：“我们合计过,这事儿特别严重,要讲就跟一个人好好讲，讲的细一点儿，啥也不保留地讲，东讲几句西讲几句说不明白，还不如不说，省的小报乱炒烦死人,最好写的真实全面点儿。在马家军的苦难太多了，我们愿意最终告诉祖国，告诉社会，以后不要再犯。赵老师您是作家，我们相信作家，我们永远做您的后盾！愿意给您提供一切资料，您可别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写成一本书留给后人吧……”
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如今商潮滚滚，多轨多元，阴谋险恶，拜金至上，作家很难担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我们还有那么神圣的责任吗？我们还能肩得起如此严肃的主题吗？我们仍然认同作家职业的崇高吗？
很可惜，我们摇摇摆摆总犯迷糊，自轻自贱自娱的时候多。“一句你是作家”，使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理当对人类基本价值履行维护义务，理当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坚守理性，马家军的女娃儿们给我上了一堂苦涩的训练课。是作家就是要挑起若干责任，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人的尊重，对真理的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