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
“象征性的劳动锻炼--种点地”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文革”期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秦城监狱。
据2013年第6期《中外文摘》《刘庆棠：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一文，刘庆棠回忆：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
刘庆棠称：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肯吃。
黄维
“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秦城监狱曾关押国民党战犯，1948年12月，黄维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何殿奎退休后撰文回忆，“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何殿奎从1960年开始直到退休，一直在秦城监狱工作，曾任秦城监狱204监区科长、副处长、处长
何殿奎写到：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
何殿奎称：直到1974年，黄维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沉浮人生》也披露，黄维倔强如牛，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阎明复
“'秦城人'的一个特征是单侧脸变形”
文革期间，原统战部长阎明复也被关入秦城监狱。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写到，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