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晓庆再度出书《人生不怕从头再来》，讲述了她十三年前在秦城监狱服刑的经历。“政事儿”注意到，有不少亲历者和知情者或撰文或接受采访时回忆在秦城监狱的经历。
“政事儿”发现，此前曾有媒体披露，刘晓庆的羁押地点是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而非秦城监狱。不过，刘晓庆说在素被称为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呆了422天，监室只有几平米，三面高墙，有一扇小窗户，室内有一台9吋的电视机。裤腰带、鞋带、扣子全部被摘掉，以防自杀。
“秦城，一切都是黑沉沉的”，刘晓庆称，待在里头，不自觉地想像自己离开监狱时，一头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模样，恐怖的画面激起她每天在狱中锻炼，在牢房中跑对角线，每天跑8千步，锻炼完洗冷水澡，跟狱友吃玉米面窝头，喝玉米粥。除了运动，还开始学英语、读小说，托律师带进来《琼瑶全集》、《卫斯理全集》与《古龙全集》，还定期写文章发表在看守所的内部刊物。
“政事儿”注意到，自1958年建成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秦城监狱关押了大量重要犯人，有国民党战犯、也有“四人帮成员”、还有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不少人或撰文或接受采访时回忆狱中生活，也有人发表文章讲述重要犯人的秦城生活。由于历史时期不同等原因，每个人讲述的秦城监狱，略有不同。
“四人帮”成员
“江青偷肉包当夜宵”
关于“四人帮”成员的秦城监狱服刑经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全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帮兴亡》等书籍、文章均有记录。
《四人帮兴亡》记载：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江青全传》记载：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
姚文元是“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四人帮兴亡》透露：在监狱里，姚文元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刘庆棠
“象征性的劳动锻炼--种点地”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文革”期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秦城监狱。
据2013年第6期《中外文摘》《刘庆棠：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一文，刘庆棠回忆：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
刘庆棠称：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肯吃。
黄维
“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秦城监狱曾关押国民党战犯，1948年12月，黄维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何殿奎退休后撰文回忆，“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何殿奎从1960年开始直到退休，一直在秦城监狱工作，曾任秦城监狱204监区科长、副处长、处长
何殿奎写到：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
何殿奎称：直到1974年，黄维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沉浮人生》也披露，黄维倔强如牛，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阎明复
“'秦城人'的一个特征是单侧脸变形”
文革期间，原统战部长阎明复也被关入秦城监狱。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写到，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阎明复称：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王光美
“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文革时期，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被关入秦城监狱。《王光美私人相册》也记录了“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这个细节。
书中称，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
书中记录：一天，专案组向王光美说有孩子来见她，倔犟的王光美并不同意。她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么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地怎么能见孩子们呢？后来，监狱人员向王光美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她才同意。也就是在这一天，她才知道，刘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含冤辞世。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历尽曲折，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还记录，关王光美的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窗口。王光美回忆：“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李锐
“在秦城，我的隔壁邻居是陆定一”
生于1917年、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文革期间也被关入秦城监狱。近期他发表《九九感怀》一文，其中回忆了自己的秦城岁月。
李锐写到：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
李锐称：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
“政事儿”撰稿：新京报记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