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呼格案”在内蒙古当地已经不单纯是法治案件，它的再审，需要更高级别领导的支持。
由于主导复查此案的相关领导的退休或人事变动，汤计这时自己只有等待，希望以后能有开明的领导出现，他安慰李三仁夫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碰到好官就翻了。”
同时，他开始主动联络外地市场化媒体。汤计将市场化媒体看做是自己策略的一部分，当新华社不能发稿的时候，需要市场化媒体放出消息。
2011年1月，曾主导复查此案的前政法委副书记胡毅峰重回政法系统，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汤计忽然觉得“机会又来了”。于是又开始组织记者采访，写内参。
鲜为人知的是，直到“呼格案”启动再审之前，汤计并没有去过李三仁夫妇家中。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时候，他也时刻提防被人利用，“我在帮他的时候，要严防人算计”，汤计怕被拍到登门的照片，授人以柄，就说不清了。
2005到2007年，汤计一共写了四篇内参，并在2007年2月的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公开发表，这是国内媒体首次公开披露“呼格案”。
内蒙古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也在这一时期告诉汤计，检察院还不能抗诉，否则法院维持了原判，法律程序就是死结了，“呼格案”就没戏了。
在参加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栏目时，他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记者做舆论监督也有一个策略，你不要四面树敌，不然就阻力会很大。我当时的策略就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要对事不对人，我要的是案件平反，追责的事交给国家，不然阻力太大。”这是他确保采访安全的方式，也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办法。
“他的朋友遍布每个领域”
成为记者之前，汤计想过做排球运动员，当兵，或者做个开解放卡车的司机，但都因为姐姐的阻挠而没有做成，那时他曾经抱怨姐姐管得太宽，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感谢姐姐。
不过运动员的经历倒是磨炼了他。“那时候，每输一场比赛，大家马上分析原因，就你啊，没守好；你明天把那高个子盯住了……然后明天继续输，没事，下来继续总结。”汤计说，屡败屡战的性格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1988年，他通过中国新闻学院的学习，进而进入了新华社。
在新闻学院学习时，他有了人生的偶像--新华社原记者王殊。王殊在建国前是随军记者，建国后成为新华社国外派驻记者。因为在中苏珍宝岛冲突时，对苏联战略重心的分析，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其后，逐渐转型成为外交家，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
汤计佩服王殊的是他的调研能力，虽然没有留下新闻写作的名篇，但是却成了新华社派驻单位里对所在地情况最熟悉的人。
汤计在内蒙古广交朋友，“他的朋友遍布每个领域，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无论是名流还是草根，都有他的老熟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张丽娜告诉新快报记者，“汤老师知名度大，找他反映情况的人很多，每天只要他在办公室，总是会接待几波。”
这其中有许多像李三仁夫妇一样的人，去他的办公室找他。汤计告诉新快报记者，很多问题能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就不会写稿。那个时候，他不再是单纯的记者，而是充当社会问题协调员的角色。
找他的人很多，甚至还有一对夫妇从近千公里外的通辽市赶来，找汤计诉苦，为的就是家里继承遗产的纠纷。汤计将这种工作称为“记者做思想工作”。
如今，这样的结交随着“呼格案”的平反，名气的增大，与他联系的人更多了。
新快报记者采访之时，他的电话响个不停，这时要一边听着“案情”，一边耐心解释，“我只负责内蒙古的新闻，你是哪的？找一下沈阳分社……”但电话那边往往充耳不闻，仍是喋喋不休地诉说， 这时汤计会忍不住：“姑娘，你怎么听不懂话呢，哪的新华社都一样，并不只有我汤计能帮忙。”
汤计在选择帮助哪些人不帮助哪些人的原则是这样的，“比如刚刚的电话，说是一个涉及几千万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让我去，我才不去，让他先发材料我看看，这些说到底不就是钱吗？涉及人命的、重病的我才去帮。”
2014年12月23日12时，结束了上午的采访，汤计把新快报记者带进了新华社附近一家庆丰包子铺，“我原来其实算是没出息的，同龄的都到北京升迁了，就我还留在内蒙古。但这次回来北京聚在一起，大家都说，虽然汤计没当什么官，但在新闻史上留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