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关键证据
呼格吉勒图死刑后，尚爱云开始找自身的原因，认为是自己的不妥，让儿子遭遇噩运。“假如那天我给儿子做饭，他就不会和同事外出吃饭，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
呼格吉勒图供认后，按照“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随后有关的逮捕、起诉、一审、二审等环节均快速完成，包括执行死刑在内，两个月时间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一审开庭时，因为相距较远，检察官起诉了什么，尚爱云没有听清。宣布死刑后，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
父亲李三仁还去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请求一定要调查清楚，接待他的检察官表情严肃，只说了一句：“回家料理后事吧。”
对于法庭的死刑判决，苗立律师有不同看法。他在2006年答应尚爱云，帮助其申诉。
苗立认为，对于呼格吉勒图的犯罪证据，并不构成证据链，“受害人体内精斑是否是呼格吉勒图的？掐死受害人的手印是否有鉴定？案发地是否留有呼格吉勒图的脚印？”
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赫峰，翻阅过呼案卷宗。
赫峰介绍，相关记录显示，技术人员曾从受害人的体内提取过凶手的精斑。然而，这一关键物证当年未做DNA鉴定。他分析，一是因为当时内蒙古没有条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这个证据也能定罪”。
苗立认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法院判决就应该疑罪从无。
但一位长期研究严打的学者认为，在严打时期，这很难实现。她曾撰文反思“严打”：“在实践中，对于侦查笔录中记载的内容，法庭一般都给予认可。这是因为法官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严打'又是针对社会治安恶化而展开，法官成为了潜在的控方，法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实在无可厚非。”
1996年，尚爱云聘请的律师也未向法庭提出相关质疑。
尚爱云是在开庭前几天，接到开庭通知。开庭前3天，托亲戚花了1500元请了张娣律师。张娣律师在开庭前见了呼格吉勒图一面，“见面时间很短，呼格吉勒图没说什么，就是哭”。开庭前晚，尚爱云感觉不踏实，又花500元请了丁守君律师出庭辩护。
那年5月23日，一审开庭时，尚爱云听见张娣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说我儿子年纪小、是初犯，且是少数民族，请法院从轻发落。另一个律师一句话都没说”。
苗立律师认为，辩护人应该给法官一个反向的思考，给一个专业的法律意见，这样会使一个案件有很大变化。
如今，张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记者电话联系丁守君律师。他在电话里说，当年他未曾担任呼格吉勒图的辩护人，遂挂断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