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在家向记者展示这些年来为上访到北京留下的部分车票。
警察感觉不对劲
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后，张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觉得认定呼为命案凶手“不对劲儿”。张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图和其工友闫峰报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这份口供不支持呼为凶手。”
呼格吉勒图和闫峰均为呼和浩特卷烟厂职工。案发当晚，两人在外喝酒，闫峰先回车间，呼回家取钥匙。10多分钟后，呼来找闫峰，坚持要他同去女厕，说那里出事了。后两人发现厕内女尸。
次日，闫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图则再没回过家。
案发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辖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多位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共女厕耍流氓杀人”，是严打时期须重点打击和整治的。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他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
呼格吉勒图撞上“枪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当时郑局长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润民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案发地属新城区辖区。当时，这位警察在郑润民属下任职。据其介绍，“公厕女尸案”发生前不久，郑润民刚刚履新，此前他担任玉泉分局副局长。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郑局长大发雷霆，逮住负责的民警就是一顿臭骂：你们啥球都弄不成！”这位警察回忆说。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严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马当先，“经常加班，一有案子就连轴转”，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绍，当时因为时间紧，加上一些民警办案素质不高，“刑讯逼供是常事”。
“（受害者）牛仔裤上有三个铆钉，你他妈的不记得了？接下来就是一顿拳脚，打过几回之后，再问疑犯多半会说记得”，当记者问及当时是如何刑讯逼供时，这位“老刑侦”给记者“演示”。
辅佐郑润民的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冯志明，在呼市当地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他是一个“金睛火眼”的神探：“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闫峰回忆说，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时，透过门缝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地上、手被反铐在屋内的暖气管上，头上戴着一顶摩托车头盔（防止自残），面色发黑。
案发后第三天，尚爱云接到民警通知，让准备行李送看守所，“床被啊，衣物啊，你儿子招了，警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