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经济观察报：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李小文：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
经济观察报：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当初考研究生时，有一道题，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只是没看见括弧，所以疏忽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很想考上，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没看到括弧，大意了。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所以，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现在，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有样学样，要说好高的觉悟，倒也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
李小文：我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经济观察报：感觉你是个很随性的人。
李小文：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能够交差，更高的要求我真的没有。这么讲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评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一点算是比较硬的条件吧。还没评上院士时，我有个朋友，是个老院士，也是院士评委，他告诉我，每年评院士的时候，很多老同学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帮忙也帮不上，只能躲起来。他说，有的老同学甚至打电话来说，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当时听了觉得挺恐怖的。削尖脑袋想要当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院士，更怕去求别人。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别的不说，就说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吧，评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是上不去。
国家应做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问个你专业领域的简单问题，什么是遥感？
李小文：我们每天看到的卫星云图，就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遥感技术。不过，卫星云图是最粗的观测图，最细的可能用在军事侦察上。比如要弄清楚本 拉登确切的藏身地点，就能用遥感技术。遥感的优势在其尺度问题，而关键难点也在于尺度问题。遥感具有宏观性也可以具有微观性。例如普通的卫星遥感具有宏观性，而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却具有一定的微观性，但都属于遥感。
经济观察报：你在遥感领域的独特发现是什么？
李小文：我弄了个几何光学模型。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原来用的是大气遥感理论，从飞机或卫星上看地面，假定大气均匀，就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这是比较成功的。但当我们搞地面遥感时，就要分析地面结构的表面反射，要用一个很不好解的微分方程来处理这种表面反射。阳光下，大气本身是不投射阴影的，而地球表面，无论是树木还是建筑物，由于照度不均匀，沙漠里面的砾石它都有背阴面和向阳面，要投射阴影，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来解。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模型。
经济观察报：在遥感这个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小文：在我们这个领域总是在跟随。别人搞SAR，我们跟着搞SAR；别人搞InSAR了，咱们也搞InSAR；好，别人搞POLInSAR了，咱们又……我问搞高技术的，为什么你们搞SAR的时候，就想不到InSAR，干涉全息对你们并不新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应用上有此需求。我问搞应用的同样的问题，回答是，我们当时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所以我们搞遥感基础研究，就要在搞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应用上有需求，就要敢想技术上怎么满足；技术上有新玩意，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
经济观察报：汶川大地震时，你们的遥感帮上什么忙了吗？
李小文：很遗憾，没帮上什么忙。地震发生后，我就去查卫星，可惜能出高清图像的卫星刚刚过去，再绕到四川上空还要好几天，而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过去又很难，过去，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都要给某些部门递那种不规范的“信封”。
减灾委属于民政部，飞机是调不动的。民政部虽然管了一大批救灾款，权力也很大，但调飞机同样调不动。
经济观察报：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
李小文：那天，刚好是学校领导到我们在北郊的遥感所来视察。我在4点35分收到朋友发来短信，而我要在4点40分，也就是五分钟之后，向院长做汇报，因为对地震的情况还不明了，我就说了年初南方的雪灾。那次雪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雪灾是1月中旬开始的，我们以为气象局和减灾委都有遥感数据向中央报的，可直到1月29日，在国家航天局开会，才知道中央只收到零星的灾情报告，并不知道准确的受灾范围和严重程度。我马上跟国家遥感中心通了一个电话，询问怎么没人出图，对方说他们也很着急，一开始没意识到雪灾会这么严重，再加上连续的大范围的云盖天气，就没有出图。于是，我就用微波，赶在春节前给中央报了两期数据。微波是应急的，分辨率低，没有时间去验证，结果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把握。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遥感在实际应用中，还经常遇到尴尬的困境。
李小文：对。比如，若干年前，辽河大水，遥感估算的受灾面积只有民政部门上报数的十分之一，中央采信了遥感估算面积，这就让减灾委的同志很不服，骂我们是“乱摇笔杆”，但这不能怪遥感。当然，我们的水平也还不够，遥感图像是洪峰以后获取的，洪峰时过水面积更大，图像上反映不出来。如果有洪峰前后的多时相主被动遥感数据结合，加上数字高程模型、洪水的过程模型、地面水文数据，估算最大过水面积、淹没深度和淹没时间，就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灾情评估信息，这就要求从瞬间到过程，从二维到四维。但我们搞遥感的，很少能懂洪水的过程模型，这就要求多学科的交叉。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科学的发展？
李小文：温总理有一次也问起这个问题。要回答很难，但也有简单的现成答案，就是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科学体制要理顺，我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后勤部长”来理顺我们的科学体制吗？
李小文：跟以前比起来，国家现在总的科研经费投入是非常充裕的，但还是没人来当这个“后勤部长”。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的体制仍然很繁琐，浪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二是对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好像科学家们都在以搞课题的名义圈钱，不干事，把搞科研的人都像贼一样防。于是，有关部门就今天发明一个指标，明天又发明一个指标，三天两头搞考核。现在申请一个课题，六月份批了，十二月份钱才到，第二年三月份就要终期评估了，弄得想干事的科学家没时间真干事，都去应付考核了。这是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有的时候，我一年要评估五次，评估得太差了，别人又会觉得没有面子。事实上，并不是几篇论文就能代表科学事业的，为什么现在都拿论文来代表科学事业？发表了几篇论文，申请了多少奖，这就不是“后勤部长”该干的事儿。国家应该有一个发展规划，别让科学家每天都在写本子申请经费，应付考核。要想当好“后勤部长”，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怎么当，还是很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高校评估怎么看？
李小文：评估是应该的，但现在咱们评估组还要查教案什么的，搞得过于复杂了。这其实是很好办的事情。首先弄清楚学校是干嘛的，评估起来就很简单了。学校无非就是一个场所，进来的是新生，出去的是毕业生。你根本不用管他学校内部怎么折腾，只要看学生考进来时是什么水平，毕业时又是什么水平，流向如何，多少出国了，出国是什么学校，自费还是奖学金，多少进了公司，进公司的，职位是什么，工资是多少，按我这个办法来评估，不用派那么漂亮的女秘书来折腾，学校也没办法作弊。搞得越复杂，猫腻就会越多。
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科学家的学识和人品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文：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什么时候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自己的轨迹，自我评估一把。当然，不用给别人看。
经济观察报：你把李嘉诚基金会奖励你的钱拿出120万成立了一个“李谦奖”，这“李谦奖”有什么由头？
李小文：一开始是想叫 “李嘉诚奖”，因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李先生出的钱，用他的名字最合适。但是奖金额度太小，老先生亿万富翁，知道了怕他会不高兴。就想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李谦的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是，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 “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就是说，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讲，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老先生来讲，多这一点钱在手上，“感觉好”的增量为零，社会效益增量为零，也就是说钱对老先生的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我只要有口二锅头喝，自我感觉就能特别良好，就能感觉自己已经出了线性区，进入非线性区，再加上我两个小孩都在美国，没什么负担，也不缺钱，所以就决定把李先生的奖励捐出来。一开始，我爱人和我母亲有意见，但我以李谦的名义说服了她们。
经济观察报：李谦是谁？
李小文：是我的长女。1969年11月生的。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月薪41块多，条件差，她因为营养不良，出麻疹时并发了肺炎，又没得到很好的照顾，1971年7月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十八个月的生命，当作一篇文章，向我爱人和我母亲说明年轻人更需要帮助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网上说你回到成都去，给你一栋330平方米的别墅。你怎么又回北京了呢？
李小文：这个说起来还挺怕新闻工作者的。很多话都是瞎掰的，主要是新闻炒作。情况其实很简单，我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成电的毕业生里就我一个是院士，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回去做做贡献，帮他们把成电遥感这方面的学科带起来，我也只是临时帮他们带带队伍，并没有把这边一锅端。那别墅不是给的，只是在成都时可以到那里住。我也没在别墅前照过相，你仔细看，报纸上那张别墅前的照片是剪了贴上去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经常要回成都吧？
李小文：我回去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在网上用QQ和用网易的泡泡来跟他们交流，不过，队伍还算是基本带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用QQ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你带队伍的方法可真够简单的。
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比如，要在庄稼地里防麻雀，扎一个稻草人，给它插两把蒲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就够用了，这是最简单的，没必要找个真人或是弄个超女来站在那里。如果不清楚这个道理，就会犯错误。我上初中时，国家号召除四害，发动老百姓都去赶麻雀，不让它们落地，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但你想想，是先把人累死还是先把麻雀累死？
经济观察报：你的简单性原则是不是源于当时赶麻雀累着了？
李小文：没有，我当时偷懒来着。老师让自由组合，我们调皮的同学就自己组合到一起，用水壶罐满烧酒，躲在农民的地里喝酒。我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