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这几年你把兴趣点从登山转向了游学，这是为什么？
王石：游学是因为我要找身份识别。学习它不是为了变成它，再了解它我还是中国人，通过了解它我会发现，如何认识它得首先去认识自己。我这个年纪，世界观已经定型了。
新京报：你所指的“它”在企业管理中代表什么？
王石：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一定是制度化的、透明的、团队的。我从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务时就决定，远离万科，到现在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时，我已经是在网上开了。但这个制度的根源在哪里，这就需要去了解西方文化，这种了解是从应用的层面，就是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新京报：那你对身份的识别有答案吗？
王石：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我们力图了解外国，但自己的祖宗了解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了，(传统)没法回避。
新京报：游学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
王石：我到了哈佛，很快就感觉到，中国问题已经成为显学。大家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但你会发现，很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有非常深的造诣，但中国现在发展的现状，他们不了解，不是他们没有学术水平和没有研究，而是中国现在变化太快。不过在哈佛，很多学生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记得听中国传统文化课时，教室里只有200多人，我离开哈佛时，学生达700多人，在选修课程中排第二。
新京报：现在又在剑桥学习基督教、犹太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石：要了解现在的西方文明，一定要从基督教去了解。通过了解这些，去解决“它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这样”的问题。
“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