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何选择放弃
几天调查采访下来，几乎同样的事情据称还发生在了杨秋棉家、董富贵家、郑贤良家和唐凯家等等。而所有的情节大都类似：医生找茬发现莫须有的病情、一番劝说让家长放弃、以“熟人”身份获得信任及“处理”弃婴的权利、最后掩人耳目地卖掉孩子。虽然“病症”各不相同，但张淑侠医生的劝说手段都是一样的，即夸大病情后以预设出的困境吓退家长。其中一句表达是经常被提到的：“娃得了这病，将来又看不好，又得花家里好多钱。”
在医生“情理兼备”的劝说攻势下，所有的家长都选择了放弃。没有一例想要尝试坚持治疗自己的孩子，哪怕仅是观察几天时间。
看到如此多的选择放弃，我一直想问：为什么要放弃治疗？那么多有着这样那样人格缺陷的都市人群，都在坚持用理想、追求、操守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作为“治疗”途径，勉力地挺在现世里，那些一清二白的新生儿，她们需要的仅是伸手可触的医疗救治和一点点时间，但这些都被没有选择地剥夺了。
接受我采访的原积水潭医院产科主任李少芬说，胎儿成形的第28周，即应当计入我国人口中，“是一个人了”，应该得到“人”的待遇。但富平县的婴儿们显然没得到。
2013年年末的一次电话回访，更是让我脊背发凉--如果命运重新给这些家长一次机会，他们会重新选择吗？答案是，不。
重来一次的机会不是我假想的，而是公安机关给的。
从去年8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作出了响应，他们意识到当年被张淑侠以同样的手段骗去了孩子，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当地警方部分予以立案并侦查破获。我致电富平县唐凯一家，询问他家的案子进展怎样，答复是没被立案。他说，他们家不准备再继续找孩子了。理由是：据他了解，县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被找回来了，但发现孩子确实有残疾后，就又放弃了。我追问，再放弃以后送到哪里？他说，可能是福利院吧。“但是据说福利院也不愿意收，所以孩子找回来以后也很麻烦，所以他不找了。
他还说，还有一些丢了孩子的家长，一听说找回来的孩子确实有残疾或疾病，都纷纷打消了继续报案寻找的念头。唐凯还对我细算了一遍，照顾一个残疾孩子将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多么大的负担。
农村的经济状况当然是放弃坚持的原因，另外福利机构所能提供的依托、民政制度上的完善，都有待于继续讨论。否则，这些孩子们作为“人”的价值将继续轻易地湮没在环境压迫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