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梅：我认为《反腐败法》，一是要把所有散在各处的相关法律集中在一起，让执法的人好操作，不要到各处去找。另外在适用主体上，我觉得范围应该更广，不仅公务员，那些比照公务员的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比如医生、教师。此外，还有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作人员。
然后，在行为上，腐败案件不完全是贪污受贿，所以罪名不要只盯着贪污和受贿，我们公务员有很多不当行为，在苗头阶段就应该被遏制。
新京报：你说的不当行为，是不是类似于现在的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这不是党纪约束的范围么?
黄尔梅：我觉得反腐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关口前移，管理前移。八项规定对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比较明确，《反腐败法》可以吸收进去。我们很多最后走向犯罪的领导干部，他在初期是有一些迹象的，比如和商人密切接触，接受商人吃请，参加一些豪华的娱乐活动，他不是一下子就走到受贿几千万，上亿元。
新京报：那么什么是不当行为，什么是腐败，怎么来界定?
黄尔梅：腐败的界限在哪儿，这个一定要清楚。我觉得要确定一个底线，去年韩国出台了一个最严厉的反腐败法，把腐败的界限划到比较低的位置。
我们现在贪腐的起刑点由5000元提高到3万元(特殊情况除外)，我觉得有点高。一是现在一直在说要从严，所以入罪的门槛应当降低;另外，我觉得起刑点低一点对很多干部是挽救。为什么要等到他贪污受贿几千万上亿元才抓起来，然后一判十几年或者终身监禁，无期徒刑。当然，我说入刑，不一定非得进监狱，可以剥夺政治权利、开除公职，甚至社区矫正等等，方法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