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题: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从基层人大代表履职看“中国式民主”活力
新华社记者
在“中国式民主”的相册中,有这样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你我身边,不见经传、朴实无华;他们在最高政治殿堂,不忘初心、真诚建言。
他们的故事,拼接成亿万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履职,道出寻常百姓的期盼诉求。
他们,是日益活跃在全国两会的基层人大代表,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见证“中国式民主”的真谛——他们丰富变化的构成,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大地根深叶茂的写照
刚办完退休手续一个月,50岁的虞纯就又一次收拾好行囊,从杭州来到北京。
虞纯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她已经开了21年的公交车,安全行驶的里程可绕地球近20圈。
“一个人代表几十万人,我的工作很重要!”这就是虞纯对人大代表的最直观理解。
与西方不少议会由权贵精英组成不同,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根据选举法,中国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包括虞纯在内的近3000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多数,就是按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个名额的比例选举出来的。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人。经年累月,他们在广袤的农田辛勤劳作,在喧闹的社区服务后勤,在火热的厂房加班加点。春暖花开,他们风尘仆仆、汇聚而来,走进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代表人民行使庄严的权力。
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为人类政治史上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那年那一刻的中南海怀仁堂里,工业战线的劳模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模李顺达、年龄最大的老人齐白石、年龄最小的女工郝建秀……实际到会的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经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岁月见证,民主的种子一旦播撒,就在中国的大地根深叶茂。
时代变迁,随着社会结构而丰富变化着的代表构成,不断迸发出民主的活力。
1988年,来自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首次产生。那一年,中国律师队伍大约有3万人,来自安徽的王工等4名律师一同当选。他在大会会场喊出“我要发言”,连续4次即席发言,成为风云人物。
2003年,55名个体、私营企业主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户数达2353万户,私营企业300万户,民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月21日,胡小燕在广东省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出生在四川武胜县的她,至今仍在广东打工。那一届共有3名农民工当选,他们笑言:“我们代表着1.5亿人。”
2013年,8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大学生村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们背后,是一个新兴的群体:约30万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农村。
几年前,沈阳鼓风机集团齿轮压缩机有限公司的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落选,很多人安慰他说,人家没抽你一根烟、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他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理直气壮地对当初安慰他的人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能当选就是广大选民对我的信任。”
当他把这个经历自豪地讲给习近平总书记听,总书记的话再次让这个朴实的工人心潮澎湃:有基层一线的同志当人大代表,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达到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其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更是从上届的3名增加至31名。专业技术人员约占总数的20%,而党政领导干部约占总数的35%,比上届降低了近7个百分点。在近3000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从律师、农民工到大学生村官、创业者,全国人大代表中不断涌现着来自基层的新面孔。他们在中国政治议事最高殿堂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过程,正是中国民主与时俱进的缩影。
改变的,是他们的称谓。不变的,是他们身后,人民的信任。
“我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人人身后都有人民的寄希和重托,我们既有荣耀,更有责任。”已有35年执业经历的律师李大进对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格外珍视:“每个代表的好建议被采纳叫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平时,代表要做该做的事情,说该说的话,想该想的问题。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称谓。”
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88岁的申纪兰代表依旧腰板挺直。
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从她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县,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再转火车到北京参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
“无论高低贵贱,一人一票,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申纪兰亲身见证并深深感受到的民主真谛。
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他们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我带来一条建议,就带回一条路,村民们都盼着我再为他们说说话。”全国人大代表冼润霞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红花地村的大学生村官。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冼润霞所在的广东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既“亲切”,又“激动”,第一次当面见到总书记的冼润霞记得,“当时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总书记说出了村民们的心声:“孩子们上学太危险,希望国家能帮我们修条路。”
她和村民们没想到,一条3.2公里长、6米宽的“上学路”半年多就修到了家门口。
“今年来北京前,村民们找上我,请我把感谢带上来。大家说,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农村,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她说。
通过基层人大代表的代言,百姓生活的小事就变成了国家关注的大事;通过他们的耕耘,民主的“好处”悄悄植入人民的心田。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民主,而我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都来自第一线,平时生活工作在群众中间,能及时听取群众呼声,并通过建议、议案,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独特魅力。
“在学校首先看校舍、看食堂。校舍看管理,食堂看生活。”几年下来,潘成英代表总结了一套基层学校的“调研心得”。
发现新情况后,她会扩大走访范围,最后形成意见建议。“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建议,要跑好几个县,过去一年就跑了一百多所学校。”
潘成英出生在大凉山腹地,懂得山里娃渴求知识、走出大山的渴望。经过多年努力,她在山区较早创办彝汉双语、英汉双语幼儿园,一直在为改善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交通运输状况奔走呼吁。
如今,“一村一幼”计划已在大凉山全面铺开。在凉山州甘洛县,增停了三列火车。今年全国两会,她又继续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寄宿制教育的建议。
“听民意、写建议、看落实,这是人民代表应尽之责。”潘成英说:“我和每个大凉山人,都在推动社会进步。”
因为代表着父老乡亲,他们为人大利益鼓与呼;因为深知人民的冷暖,他们始终讲真话、述实情。
发现水质急剧恶化的危机,周潮洪代表连续4年提出加强引滦入津水源地潘大水库保护的建议;心疼村民们因病返贫、因病致贫,马玉花代表多年连续提出加强基层医疗队伍建设;看到农村老人带孩子“光知道娇不知道教”,马文芳代表呼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怀教育机制;知道农民“最缺啥”,张全收代表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网络;调查的11个养老院只有一个“没臭味”,杜庆申代表建议有条件的行政村都应办起养老院……
为了让大多数没有经验的基层代表能够具有相应的履职能力,每一位代表都要经历严格的培训和锻炼。
“最开始拿到厚厚的‘国家账本’时我心里挺发怵的,审议预算报告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朱雪芹代表说,“经过培训学习,我现在已经能很快找到报告中与农民工、农业和农村相关的数据,发表的意见和写出的建议也不再是外行话。”
关切民生的痛点难点,聚焦改革的热点焦点,越来越成为基层人大代表发声的重点。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徐平说,从近年基层人大代表所提的建议和议案来看,他们的履职能力在不断提高,视野不断拓宽,反映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提出的建议更具可操作性,“中国式民主”的智慧不断闪光,“人民当家作主”的质量日益提升。
为了能把“有分量”的建议带到北京,有的代表牺牲了全年节假日,有的代表自己掏钱搞调研,有的代表硬是走坏了很多双鞋……
“我们就是一个小‘桥梁’,用脚调研,用心建言,把农民的声音、农村的问题传递出去,让政策制定有所依据,让农民兄弟从中受益。”建议提高涉农保险额度的范海涛代表说。
民意所向,民主所在。基层人大代表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民主坚实的脚印。
他们的调研,深入社会的肌理;他们的声音,饱含时代的热度;他们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激扬“中国式民主”的力量——他们带着人民的热盼,积聚点滴的火光,汇入中国梦的光明与希望
“我们通过近一年的努力,到去年12月25日,32户首批易地搬迁的人家全部入住新屋,家家户户贴起对联,过了个开心年!”在湖南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向平华话音未落,激起一片掌声。
大家清晰记得,2016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了。当时,张家界市慈利县龙潭河镇党委书记向平华就精准扶贫发表了意见,“总书记跟我们一一握手。我说:总书记讲话我都认真记下来了。2020年要全面脱贫,残疾人、家里因病致穷的人怎么办啊?总书记一句话就讲了,要对特困人员实行供养机制。”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这场硬仗”的嘱托,向平华回到家乡,就争取资金,兴建学校,实施易地搬迁扶贫。经农户签字同意,实行统筹统建,打造民族特色街,让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上下互通、同频共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畅通无阻的民主平台,国家的意志、代表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构成良性的循环,将民主的营养不断输送到社会的每个细胞。
今年春节期间,47岁的薛海英代表再次得到环卫工友们的拍手称赞。在她的持续推动下,天津市出台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举措,而她所工作的区域在今年春节期间,已接近于“零排放”。
过去,每年除夕过后,薛海英和工友们都要花费多出一倍的时间清扫烟花爆竹燃放后的废物,而且居民因燃放烟花爆竹受伤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大家鼓励下,薛海英连续几年提交了关于进一步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建议。
第一年参会时,薛海英压力很大,“晚上睡不着,瘦了好几斤”。通过参加培训和向其他代表“取经”,她的调研越来越深入,提出的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等建议越来越有针对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支持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表述,薛海英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
从陌生到熟悉,从生涩到自信,一个个基层人大代表从“江湖之远”走入“庙堂之高”,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年轮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北京西三环附近居民区的保安朱良玉来说,国家的法律与规划似乎与他“相距甚远”。然而,他没想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关于设立袭警罪的建议被写入了刑法修正案(九);他关于重视保安服务业的建议被列入国家纲要实施细则;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有他和代表们共同的声音。
从提建议“胆子小”到牵头写议案,从只了解自己“那一方水土”到谈得出“一番国家战略”……跨越千山万水,一个个走向国家政治舞台中央的“小人物”,带来的是一个个改变中国的大变化。
从警20多年后到企业任职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依然保持着很强的“警色”:连续7年“盯住”电信诈骗犯罪,从手机实名制到买卖信用卡入刑,再到转账延时到账,建言不断。
代表们的坚持,终成正果。2016年9月,全国手机用户一律实名制,逾期不实名认证的被停用;12月,央行明确ATM转账延迟24小时到账,一系列打击电信诈骗的有力举措相继推出。
“一份建议就可能变成法律条文,也可能影响数以亿计的财政资金的拨付,所以说,基层人大代表的每条建议都重千钧,怎么重视都不为过。”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说。
他们播下民意的种子,收获民主的果实。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462件代表议案,已全部完成审议工作;代表提出的8609件建议、批评和意见已全部办理完毕,建议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计划逐步解决的占80.6%。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会长朱列玉说,人大制度提供了行使权力、履职尽职的平台,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共同目标,建设性地提出问题和建议,我们这个制度平台“能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民主有更广泛的参与,包括基层的参与。
聚沙成塔,涓流汇海。“中国式民主”的伟力,就在于唤起了亿万人民。
忆往昔,当人大代表骑驴赶马、辗转进京、一路浩荡,有人疑惑:民主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新中国的土地上,会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
看今朝,当人大代表带着发展的成果与时代的梦想齐聚一堂,有人惊叹:民主已在这片土地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以繁茂的绿荫护佑人民。
60多年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宣告浓墨重彩:“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昭示“中国式民主”图景锦绣:“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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